凤栖人经过了一年的干旱，终于明白，庄稼汉还是以种粮食为本，种大烟挣钱再多，灾荒年间没有粮食吃照样死人。八月底，荞麦成熟，暂时解决了粮食危机，紧接着时令不等人，白露已过马上到了种麦子的节气。由于麦子绝收，麦种籽成了问题，况且隔年的麦种籽出芽率很低，往年一亩地种六斤麦种籽，这一年就得种九斤，全县人口只有四万多的凤栖，光驻军就一万多，当年可开垦土地四十多万亩，人均十亩土地，广种薄收是凤栖的一大特色，黄沙遍地走、亩产二三斗，遇到灾荒年，家家卖儿女。即使在凤栖粮仓的狮泉镇和县城周围，丰收年景小麦能有五斗（180斤至200斤左右）收成就算到顶。
为了确保小麦能够适时下种，身为县长的屈志田上任以来第一次主动请求刘军长，希望刘军长能够协助调拨一些麦种。当年长安的形势也跟凤栖一样，胡宗南司令掌控着陕西的一切事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形同虚设，政府看军队的脸色行事，形成了事实上的军阀割据。
刘子房军长权衡利弊，表示全力支持凤栖秋播，并且请示胡宗南司令，从关中调来凤栖几十万斤麦种。可是关中麦种跟凤栖麦种品种不一样，关中农民种的是白麦，这种小麦在关中亩产一石以上，不知道凤栖的土地和气候能不能适应。凤栖农民种红麦，这种麦子抗干旱、抗风沙、耐寒，但是产量很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凤栖农民把两种麦子搅和在一起种进田里，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也不懂什么科学依据，更不懂什么杂交优势，想不到歪打正着，搅和在一起种的小麦第二年获得了大丰收，地里长出的小麦比原来的红麦穗大粒饱满，但是特征却有点跟红麦相似，农民们给这种麦子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做红大脑（头），这种红麦比原来的红麦产量大一些，极有可能是利用了一种杂交优势，一直延续种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消失。
屈鸿儒老弟兄三个，老二屈鸿章在长安做生意很少回家，老三屈鸿德因患疯癫病英年早逝。屈鸿儒三个儿子，大儿子屈清江、二儿子屈清海跟二爸在长安读书，毕业后就留在长安协助屈鸿章打理生意。并且在长安娶妻生子，只是过年时带着全家回凤栖给屈鸿儒老俩口拜年。屈鸿儒身边只留下三儿子屈清泉一个，娶凤栖南塬宜章村老土豪石根柱之女为妻，也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屈鸿儒也有五十**年纪，老人家一辈子认准一个死理，土里刨食过日子最稳当。老人家自幼饱读诗书，知书达理，但是不爱结交官家，不会仗势欺人，跟李明秋走得不是一条路子，在凤栖活得很有人气。
屈清泉在十二能的私塾里读了几年书，便回家协助老爹爹耕种凤栖城周围几百亩土地。说出来你也许不信，当年大户人家喂几槽骡马（一槽牲畜几头十几头不等），雇用十几个长工，可是常常长工们吃白面，掌柜的吃黑面，用清泉的话说，黑面吃上实在。
其实屈鸿儒家完全不需要凤栖县政府救济的小麦种籽，屈鸿儒对那关中上来的小麦种籽还有些怀疑，终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白麦服不服凤栖的水土还不一定，为了保险起见屈鸿儒跟儿子商量，咱家的小麦种籽完全够用，咱们就种本地小麦种籽。
屈清泉从来不跟老爹爹犟嘴，可是年轻人有时候也喜欢冒险，清泉看那关中上来的小麦又白又大，决定背着老爹爹换一些麦种籽试验一下，只要麦子种到田里就刨不出来，说不定来年还能有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屈清泉决定去找屈福禄的儿子屈礼仓商议，两家的老人是世交，屈礼仓跟屈清泉又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两个年轻人很对脾气。
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决定违抗一次老爹爹的旨意，老年人形成旧的观念很难改变，屈福禄也不相信关中上来的麦种籽能适应凤栖的土地。大户人家老掌柜的都很威严，一般情况下屈鸿儒屈福禄决定了的事情儿子们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屈清泉和屈礼仓背过老爹爹驮了一些麦种籽去县政府兑换，大家都是熟人，县长屈志田没有不给两位年轻人兑换麦种籽的道理，两位年轻人换好麦种籽也不敢驮回家，屈鸿儒在县城外有场院有场房，主要是为了收割碾打方便，有时也能防雨，还能存放工具，场房修得还是有些规模，可能有十几间瓦屋，有时碾打下的粮食来不及晒干，也暂时在场房内寄存。
屈清泉和屈礼仓把兑换来的麦种籽暂时存放在场房内，两个年轻人商议，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给红麦种籽里搅和一些白麦，反正这件事不能让两家的老掌柜知道，要做得绝对保密。
凤栖县历经一季麦子绝收，人们对种麦子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很少有人打算把土地闲置下来明年种植大烟，当年生产力低下，四十万亩土地养活四万农业人口仍然有人食不果腹，灾荒年间路边仍然有倒毙的饿殍，有牲畜的人用牲畜犁地，没有牲畜的人家就用人拉犁，往往看见丈夫弯腰弓背拉着犁铧在前边走，媳妇扶着犁杖跟在后边。凤栖县政府补助的小麦种籽根本不够播种，有旧麦种籽的殷实人家趁机放债，借一还二、借一还三，各式各样的放债方式都有。反正人跟人不同，有人趁人之危，也有的人家把麦种籽无任何附加条件借给穷人。
两个年轻人偷换麦种籽的行为早被他们的老爹爹发现，屈福禄跟屈鸿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