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到现在，朝中依然有南人“狡险、轻易”的看法，甚至皇帝虽然出身濠州，却不以南人自居，正所谓“杀尽南蛮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是也，对江南豪强的手段也是十分酷烈，前后迁徙了数十万江南豪族填实京师，又借着科考案，罢黜南方举子，重新登记了富民籍册。
“听说今年以后的会试，南北方的学子要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蒋铎道：“这是传言，但是看皇帝的意思，未尝不会定下来。”
杨士奇看了一眼愤愤不平的蒋铎，知道他心里所想。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方式选士，北人会抢夺走本应属于南人的名额，论才学，北人远不如南人，但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却能捞到这样的好处。他笑了一下：“徵麟，你可知道为何自从洪武五年的壬子科之后，直到洪武十八年才开了乙丑科？这当中十三年的时间，为何不开科取士呢？”
见蒋铎摇头，杨士奇便道：“皇上曾说过，‘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
从古至今的考试，都有一个问题，会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东南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皇帝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文采可观，但是在实务上，简直是狗屁不通，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了十三年。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杨士奇虽然出身江西，隶属南方，但是想法却和皇帝一样：“你我虽俱生南方，然而我游学多地，只见南人性饰浮华，虽精于理儒，却流于空谈，有才华，多轻浮也。以我来看，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如果科举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务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有才之人，不一定能有才于官也。”
蒋铎便上下眼打量他，笑道：“可有点酸了！士奇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怎地？”
杨士奇也笑了，似乎并不否认。他已知道自己是断不能参加科举了，万幸国朝一切草创，并不如宋朝时候那般重视科举正途，皇帝似乎更是喜欢学校和荐举人才。他既然断了科举之路，只能另辟蹊径。
此时选举之法，大略有四种——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
学校就是国子监，此时监生是非常吃香的人才，一毕业就有官做，而且国子监的生员广泛，有多重途径进入国子监读书，比如说洪武十七年年定：府、州、县学每年分别推荐一名优秀学生到国子监读书，被推荐的学生叫贡生，贡生进入国子监后叫监生，这一类的监生叫贡监。即算是贡监，杨士奇也没有资格，因为要县里审核，他如何能通得过县里的审核呢？
这一条途径封死了，且看下一条，科目。科目就是科举，这个查得更严格了，杨士奇也没有办法参加。于是就剩下荐举和铨选之路。
铨选是什么，是针对已经做官的人的考察和考满，能通过的自然升迁有望，不通过的降职为民。京官六年一察，即为京察；外官三年一察，称为外察。这里面有一个补充，称为保举，是负责考察的人对考察成绩优异的人的推荐，有权保举他们胜任更高的职位。但是，保举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和吏部用人权限发生冲突，所以这个保举，并不能成大气候。
杨士奇刚开始做的那个县衙训导，若是能蒙州府的学正考察通过，便能走铨选的道路，升任县教谕或者州训导，这也是杨士奇给自己选择的升迁之途。只是后来，丢了学印，一切就都休矣。
那只剩最后一条了，荐举。
荐举就是推荐人才来职官，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皇帝多次下诏求贤，而诏书中“贤才”的标准也非常低——“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就像郭传此人，原是会稽寺庙里的一个和尚，因为被宋濂荐举，居然升任湖广布政司参政。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皇帝甚至罢了十三年科考，但凭举荐来选士。每年被推举做官的多的时候有三千七百人，少的时候也有两千人。由平民骤登高位者，都有四五十人，何况一步步升上来的人。
所以皇帝在选用人才上，只看重德行才学，不计出身，不论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便能量才任用。看样子这一条道路并不难走，然而这其中有两样事情，是必须要有的。
第一样便是货真价实的才学或者品行。
这东西是基础啊，你若没有这两样东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