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寓微微一笑，道：“那可是鹿鸣宴，州府长官都亲来主持，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瞧蒋铎半是痛苦半是喜悦的样子，杨寓又道：“去年我便同你说，让你早早考了乡试，你只不听，拖到今年来考，考中了却只得白白等三年，实在可惜。”
当时杨士奇认为蒋铎经义已经读通了，劝他早早考了乡试，若是中了，便能一举参加会试，虽然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自来富贵险中求，一旦成功，便是年少登科，风光无限了；即算是不中，也能增加经验。蒋铎到底不像杨寓是个外表沉稳、内心敢搏的人，要不然当年丢了学印之后，就会选择写个万字悔过书，然后自首被抓进牢里，坐牢时还要时刻反省自己了，蒋铎到底还是求稳的。
“今年没有参加会试是对了，”谁知蒋铎一下子兴奋起来：“南北分了榜，闹得好大，也死了好些人，总算是压下去了。”
说着愤愤道：“北方这些伧老！自己卷子做得不好，取不中，就要闹事！你听说了吗，就连黄榜最末一名也比北方伧老第一名高出许多呢！自古开科取士，以文章定优劣，以成绩排名次，以卷取人，而不是以地取人，到了国朝，怎么就弃之不用了呢！”
他说着更加激动起来，“皇上不问清白，大肆诛戮，南榜贡士全部罢黜，还将南榜状元以行贿的罪名处死，我就不知道了，这行的是什么贿，难道这状元、榜眼、探花的名次，不是皇上亲自定下的吗！”
刑部查案的时候，将主考刘三吾和侍讲张信严刑拷打，得出一份六百多人的科考舞弊证词，皇帝难道不知道这是冤案——虽说这五十一名贡士是刘三吾取的，但是前三名乃是皇帝亲自阅卷而定的，有没有才华，皇帝难道不清楚？
“皇上自然知道这是冤案，”杨士奇道：“最后定罪的时候，没有提舞弊这两个字，而是以谋反的罪名开杀。”
皇帝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三人为“蓝玉余党”，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皇帝说他是“胡惟庸党”，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皇上的意思其实很明白，”杨士奇道：“早在复查案子的时候，就说得清清楚楚，‘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皇上没有让他们去看南榜取人是否公正，皇上最是知道北人在制艺上，和南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圣意是赶快增补北人上榜，矮子里面拔将军，拔也要拔出来几个，好平息北人的怨气。只是这十来个主审里，只有两人体悟到了皇上的心思，其他人却揪着考生的水平来看，说所录取之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皇上自然要发怒。”
这个案子早已不是简单的科考舞弊案，已经上升到了朝中南人北人的矛盾激化的高度了，因为刘三吾取南人五十一名，导致北方举子大哗，群情激奋的考生，将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又到礼部示威。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主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把个南京城弄得一团糟。单如此也就算了，举子再闹也闹不出什么来，只是因为他们高呼地域歧视，勾起了朝中北人的不平之心，数十名给事中联名参奏刘三吾，而这群给事中，大都都是北方人。而诬告张信的御史，则是河南人——河南虽然地处中原，但是依旧被视为北方，重要的是，这一次录取榜中，也无一个河南人。
为什么两次审查，中榜的一律都是南人，因为经过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南宋定都临安，几百年人才转移，北方经济文化已经远不如南方，何况北方经历辽、金、元几百年统治，对汉族已有了离心感，元亡之后很多人宁愿西迁北逃也不愿投靠大明，好不容易北方参加科考了，用科举制度收伏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
再一个是因为南方的学校制度完善，府学、州学、县学都建立起来了，而北方仍有兵灾，自然没有普及教育，而国朝科考的实际制定者，其实是刘伯温和宋濂，这二人皆为南人，制定的考试规则自然更适于南人。所以以上种种，都是南北榜案的深层原因，若仅以文章的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士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及政局的稳定。作为皇帝，把握的是全局，考虑的是稳定，只有采取人为平衡的办法，才能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安抚北方举子之心，这其实这是政治需要。
以上杨寓看得清楚，只不过口上只说：“皇上觉得，北方人厚重少文，都是老实秀才，南人聪明狡黠，尽都是不实之辈。”
说起来无非是地域歧视，这一点在宋朝的时候就闹得沸沸扬扬，宋太祖有一句名言“南人不得为相”，宋初历史，太祖太宗两朝，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面，的确没有南人位列宰辅，可见不是空穴来风。直到宋仁宗的时候，他意识到人分南北的录取方式的确造成人才流失，于是就取消了南北差异化的政策，所以熙宁年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很多名臣名相，例如章敦、曾布、吕惠卿，包括三苏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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