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十一年，战略铁路正在修建，特别是通往蒙古草原的战略铁路，这条战略铁路的建设，这条战略铁路一旦修建完成，大明的大军就能轻松压境蒙古，作战物资也能大量运输到前线。
所有新政省份，此时都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不再似过去那样如同一潭死水，商人有钱赚，百姓有事做。物价保持稳定，收入不断提高，民生持续好转。老有所养、少有所教。
内部市场十分繁荣，海外商品出口市场同样也再度扩大。
与美洲的贸易在天启十一年直接就扩大了一倍，通过出口商品的方式，贵金属持续流向大明。同时在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城的贸易，虽然受到了美洲航线开通的影响，但贸易额也没有大幅度下降太多。
大明在朝鲜的利益则在持续扩大，大明商人在朝鲜大规模的投资，大明资本在朝鲜大量兼并土地、开采矿产，朝鲜政府完全就是一个傀儡。大明资本在朝鲜的圈地运动还在持续展开，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进入城镇务工。
因为大明资本对朝鲜的投资，所以朝鲜并不缺少工作岗位。即便本土工作岗位不够，海外也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大明开发海外殖民地需要很多劳工，即便是相邻的大明东北地区，同样也需要劳动力。
朝鲜劳工工资低廉，用起来也很划算。
此时的朝鲜，已经彻底的沦为了大明的商业殖民地，这种殖民不是直接通过武力进行掠夺，而是通过贸易、商业投资对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的持续掠夺。大明虽然在持续掠夺朝鲜，但同时也在保障朝鲜人不被饿死。
只要没被逼到要被饿死的程度，造反是很难成功的，何况大明距离朝鲜那么近，又是外部矛盾，军事技术的进步之下，愈加没有反抗之力。
所以大明派遣到朝鲜的总督，在朝鲜当‘太上皇’的时候，也对朝鲜进行了少量的改革。
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保障底层百姓不被逼上绝路，例如民政局的制度很快就普及到了朝鲜，朝鲜人真要被逼上了绝路，可以找民政局。民政局可以给他们救急，并且给他们安排工作。
当然这些工作，通常都是安排到海外当劳工。
普通朝鲜百姓在大明的这种掠夺模式下，甚至是差距不到大明是如何掠夺朝鲜的。表面上看，双方是公平贸易，朝鲜的商品可以卖到大明，大明的商品也能卖到朝鲜。但问题是，朝鲜的商品都是没什么技术性的，附加值很低。而大明的商品技术含量高，属于高附加值商品。
这就相当于两个人打架，强壮的一方不让瘦弱的一方避战，只能站在那里和强壮的人比力气，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了，弱小的一方被欺负惨了。但到了台上打架，人们看到的都是双方在‘公平较量’，一般不会思考弱小的一方为什么要上去打架？
同时大明的资本可以毫无阻碍的进入朝鲜，完全就是长驱直入，大明的资本比朝鲜商人的资本要强大太多了，加上大明控制了朝鲜的政权，可以颁布很多有利于大明资本的有利政策，这种有利政策未必要公然的减税什么的，即便是同样的税率，也能出台很多有利政策。
朝鲜资本完全竞争不过，只能充当大明的走狗资本，从而保全高人一等的富裕生活。而那些朝鲜民族资本，则成为了大明资本和朝鲜走狗资本联合围剿的对象，在庞大的资本打压之下，还有朝鲜政府在一边吹黑哨，朝鲜民族资本自然是溃不成军。
当资本对朝鲜的渗透越来越强，相当于整个朝鲜都在给大明打工。而且待遇还比大民工人要低上一等，很多紧缺资源在商业掠夺的环境中不断向外流失。最明显的就是朝鲜的女人开始产生嫁到大明去享福的观念，越来越多朝鲜女人嫁到大明。
同时朝鲜的资源也在流失，森林、矿产等等资源在持续的流失。
除此之外大明还在压榨朝鲜的人口红利，一船接一船的朝鲜劳工被成群的运往海外殖民地开荒。同时朝鲜的农业也在往经济作物种植方面发展，棉花种植业正在不断发展，而粮食种植规模却在缩小。
大明将个人劳动效率不是那么高农业产业分配给朝鲜农业，而大明的农业则负责生产个人生产效率比较高的项目。
然后大明向朝鲜输出粮食，朝鲜向大明输出棉花等经济作物。
大明负责冶炼矿产，而朝鲜人则负责挖矿，这也是一种产业分工。脏活累活外包，本土保留技术环节。
这种掠夺也还算比较温和，双方面子上还能过得去，唯一的矛盾就是贫富差距很大，大量紧缺资源外流，让朝鲜百姓有点水深火热，但也不是活不下去，只是累一点，基本的温饱还是大明努力在朝鲜进行保障的。
日本在天启十一年，内战持续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小高潮阶段了。样藩攻城略地，幕府节节败退。这边幕府从大明这边购买了军事装备之后又展开了反攻，一时间剧情跌宕起伏。
在这样的局势下，大明与日本的贸易已经全面展开。
德川幕府已经无力限制地方大名私下与大明贸易，大明的商品持续的涌入日本，持续掠夺日本的贵金属。
对马藩也被大明趁虚而入，成功的将对马藩从日本分裂了出来，成立了一个‘对马王国’，并且受到了朱由校的册封，这册封的含金量绝对是最高的，对马王国接受了册封，意味着和日本天皇完全断绝了关系，从日本的体系中脱离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