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李曜忽然明白过来，前年由朝廷发起的围剿河东的联合军事行动，使李克用在政治与军事上一度陷于极大的被动，这件事算起来，只怕起因就是朱温串通其它藩镇，暗结宰相张濬，策划组织的。
总而言之，在天复四年四月昭宗东迁洛阳之前，朱温也和李克用一样，都是以勤王救驾、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出现的，而且在政治策略的运用上，朱温还较李克用略胜一筹，虽然连年征战，却并未引起外界很大的恶感，在朝廷内部，“嚣张跋扈，蛮夷匪气”的李克用显然比朱温受到的指责要多得多。然而当他受崔胤挑唆，大杀唐室宦官和朝臣之时，朱温取唐室而代之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特别是弑杀昭宗和篡代唐室之后，朱温的行径就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公愤和不满。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论在藩镇还是民间，人们在感情上都还对唐室抱有不同程度的留恋，取而代之的条件并未完全成熟，这也是此前庞勋、黄巢两次起义都能被并无多强实力的唐廷先后镇压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一。然而朱温却因自己的出身阅历和知识思想的局限，没有曹操那种长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见识与雅量，更没有司马懿父子历经三代苦心经营终于取代曹氏的政治耐心。虽然他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也一度打起尊王、勤王的旗号，作为发展壮大自我的政治策略，然而一旦感觉自己的实力已然足够强大，他就本能地不愿再屈居人下，不再只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来称孤道寡，这也是古代帝王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影响所至。
更可笑的是在篡代过程中，朱温表现得太过操之过急，根本无视传统与礼仪，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连续弑杀昭宗、哀宗两代皇帝，以及皇后与大批皇室成员，还有大量士族、朝臣、宦官，甚至连为自己篡代弑君立下汗马功劳的心腹也杀掉灭口。虽然改朝换代最终成功，也暂时得到了某一些藩镇名义上的拥戴，但却招致了外部反对派更为激烈和坚决的反抗，也引起了内部的一系列反对和叛乱。更严重的是，在舆论上迅速使自己陷于众矢之的、千夫所指的不利地位。这种政治形势和人心向背的逆转，也是导致梁的军事形势盛极而衰，很快就开始走向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曜心中清楚，朱温之所以缺乏像曹操和司马懿那样的政治谋略，也是与他的个人出身及其个性、阅历等分不开的。他出身于宋州砀山县午沟里的一个耕读之家，其父亲朱诚“平生读书，不登一第”，以五经教授于乡里，是个典型的失意文人，在朱温童年时代即早逝，对朱温的成长影响不大。其母早年为生活所迫，挟其兄弟三人，佣工异乡，寄人篱下。
早年卑贱屈辱的地位和生活，使得朱温潜意识之中滋长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渴望，并逐渐形成了他敢于冒险、无拘无束、不愿循规蹈矩的叛逆性格。是以青少年时代的朱温，既不肯读书，也不愿力农，史称其“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好在他命好，值唐末大乱之际，生逢其时的朱温，在乾符四年与兄朱存毅然投入黄巢乱军，从此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官至黄巢大齐政权的同州防御使，到中和二年倒戈降唐，又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直到兼并群雄，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藩镇。
朱温个人奋斗和发展的巨大成功，大概使他更相信事在人为。他最初参加乱军之时，其目标就是针对大唐朝廷，所以他对唐廷并没有什么忠君爱国等传统思想的束缚和顾忌。恰恰相反，乡村流氓的卑贱出身、闯荡江湖的冒险个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更使他在思想深处充满了对传统秩序的仇恨与蔑视，他的大杀宦官与朝臣，大杀门阀士族，大杀皇帝与皇室成员，无一不是这种叛逆思想的过激反映。当年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在千载之后的朱温这里再次得到了共鸣。天下从来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一旦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人人皆可得而有之。这是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取大唐而自代的重要思想基础。
或许，朱温听过并相信那句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站住！前方车驾，所载何人？”
随着一声喝问，李曜从思绪中被惊醒。他转头看了杨姑娘一眼，露出一抹笑容。
杨姑娘瞥了他一眼，早已明白李曜的心思，当下撇撇嘴，并不答话，只是朝身边已然不知何时赶回的竹韵看了一眼。
竹韵拿出一张请帖，从车中钻了出去。李曜便听见竹韵说道：“这位太尉，盈香妙坊受邀前来为王妃、诸位夫人献上歌舞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