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征战多，城北无饥鸦。白骨马蹄下，谁言皆有家。
——唐·刘驾《战城南》
楚人先祖辟在荆山、以启山林，在艰苦的环境和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求生存，代代延承，便养成尚勇好斗的性格，否则无以立足，无以发展。
这种大山般的性格，与中原礼仪文化完美融合，形成了楚人特有的怀旧、念祖、爱国、忠君的文化传统，和大无畏的爱国激情及为国捐躯的意识形态，对于入郢的吴军来说，是相当致命的。
吴军入郢后，楚人不惜与吴军拼命，吴军的行为愈残暴，楚人的反抗就愈强烈；吴军在楚国滞留得愈长久，遇到的困难就愈严重。
没有军队，楚人便自发组成义军；没有将领，就由当过兵的负责操练和指挥（“无将，卒以行列之”）。
他们以“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淮南子·泰族》）为纲领，群起与吴军斗争（“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
这一切，都与楚昭王的仁德息息相关。
费无忌死后，楚昭王采取一系列惠民政策，深受民众爱戴。
史载，楚人闻知楚昭王在随国，很多楚国人扶老携幼前去投奔（“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对楚昭王表达了“有君如此其贤也，以众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的态度。
吴军的暴行激起敌忾之心，楚昭王的安全又得到了保障，大臣官员和军队逐渐聚集起来，楚人比之前更积极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其庶兄子西更是建树王旗，安定人心，招集散兵，组织抗战，一度“相与击之，一夜而三败吴人”。（《春秋谷梁传》）
楚人平时不算十分团结，但是，一旦遇到外敌欺负，楚人就会很自然地团结在一起；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总会有那么一群人会勇敢的站出来，他们将挑起为民族命运做不屈抗争的重担，并毫不吝啬的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是楚人保家、卫国、护王的自发行动，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天然流露，更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国难当头，大楚如斯。
楚国紧锣密鼓准备反攻的这段时间，吴军又在干什么呢？
吴军攻打楚国仅仅只是为了复仇？
抑或“以立名于荆”？（《国语·吴语》）
我认为都不太恰当。
军事手段终究要为政治目标服务，对这一点，无论是吴王阖闾还是伍子胥，他们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报仇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史书没写，但仍可以从史书中找出蛛丝马迹。
这里还牵扯到一个老熟人——王子朝。
上一章节已经说明，王子朝携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文公、南宫嚚等人，携周之典籍奔楚的伟大意义，换句话说，吴楚柏举之战，其实是楚和周系天下的战争，是周室脉系之争的延续，更是天下格局的临界点底线。
如果楚国以王子朝和周之典籍争取到大统，诸侯都将对楚国俯首称臣，姬姓诸侯能不捉急吗？
所以，柏举之战一开始，原先朝附楚国的顿、胡、蛮氏、夷虎等小国都纷纷倒戈叛楚侵占楚地，晋国也寇边临境以牵制楚方城之师，唐、蔡联军则直接做了吴国狗腿子。
若非申包胥给秦哀公做思想工作，秦国也差点想背楚了。
形式相当严峻。
在春秋期间，攻入他国都城的战争为数不少，但这些军队非常在意抚民安民，并没有大肆屠杀或者“以班处宫”，只要态度好、投个降、认个老大即可。
在郢都的吴军却正好相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也并没有受到姬姓诸侯的谴责，因为姬姓诸侯只关心两件事——刺杀王子朝、寻找周之典籍。
吴国，也只是姬姓诸侯的一枚棋子而已！
目前来看，被姬姓诸侯资助的吴军在场面上还是占有很大优势的，但目前，他们也面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吃。
毕竟吴军轻装简行，携带过多的粮食不利于长途奔袭，好在蔡国主动承担粮草一块，再加上吴军以战养战策略，勉勉强强能够应付，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时间一长便无以为继，郢都的粮食吃完了，蔡国也后劲不足，自己也陷入饥荒，鲁国看不下去了，还救济了一部分粮食给蔡国（“归粟于蔡”）。
人是铁、饭是钢，钢没了，铁也硬不起来了，夜夜qín_shòu的吴军也就日渐消瘦，纪律涣散。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越国入侵。
每次吴国与楚国交战，楚国都要知会越国在吴国背后牵制一下，越国每次也很干脆，背后捅吴国刀子都非常的利索，令吴国非常恼火。
在攻楚之前，吴国便出兵攻打了越国，将这个不安分的邻居好好教训了一番，表达了即使吴国空虚，你也别打吴国主意，做邻居还是安分老实点为好。
越国表面唯唯诺诺，待吴军在楚国待得时间一长，也越发不安分起来，趁吴国空虚，便开始有组织的进攻吴国。
凭越国的实力，虽然不能一战而下，也不足以令吴王阖闾退兵，但远在楚国的吴兵可不这样想，他们也担心越军在吴国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时间越长越忧心，也越滋生和弥漫这种不安情绪，军心也渐渐涣散。
事实也证明，越国这样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更不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直接将吴国给灭了。
阴险的邻居，有时比凶恶的敌人更可怕，所以说搞好邻里关系非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