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确实那样出口骂过我，但他的心情我是很理解的。我当时的所做所为虽然是出自诚心诚意，但因为受了平冈伸的欺骗，在别人眼里，好象我也是个骗子。当时他的发怒，反而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若是认为我是杀人犯的话，再次说出‘人类的渣滓’这样的话，也是不足为怪的。关于那件事情，现在我仍然觉得对不起他，当然，那时我不是有意犯罪的。我现在一点也没有恨他的意思。”
“伊藤京二也知道这一秘密吧？”
“是的。他当时借了一笔性质恶劣的借款，眼前若是拿不出三十万元钱，他就要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金钱难倒英雄汉，这是人之常情，我也有过这种体验。他厚着脸皮一定要向我借三十万元钱，最初我是断然拒绝了的。但他暗示我若是不借给他三十万元钱，他就要把我的秘密给捅出去。我终于向他屈服了。我自以为在部队里和西伯利亚受到了锻炼，但在我的心灵里依然残存着远远超出我想象以外的弱点。”
“事态发展到这个秘密一暴露就可能成为刑事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那时我的确感到迷惘。我的错误归错误，若是这个秘密一旦暴露出去，至少在剧团内部，大家对我的看法会骤然一变的。当时，即使我不得不承担责任而退出剧团，但我想还不至于成为刑事问题。但是，当时伊藤君若是不马上把钱还上，他也许同样会落个不退出剧团不行的结果。”
“那么，你的心情是想‘杀身成仁’吗？”
“我可没有那么高尚的气质。只是我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对于新剧失去了过去那样的热情，是什么原因我自己也不清楚，但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我已经丧失了做一个演员的技艺。我在当干事的期间，就想转业到其他方面去工作，而伊藤君则是当时剧团瞩望的大有前途的青年，所以我想，创伤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好了。”
“可是，万一成了刑事问题，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我要是承担责任退出剧团的话，是不会闹成刑事问题的。但是，在万一的情况下，我把他给我的借据拿出来为自己辩护，也是可能的。”
“你和你的妻子分居的原因，也是为了这个户籍问题吗？”
“是的，因为我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一直没答应她入籍。但是后来她有了身孕，我们也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我于是下决心对她讲了这个问题。她一听，脸色变得刷白，说了声‘我受骗了’，就歇斯底里发作起来。怎么劝解她，拿好话哄她，她也不听。她只说了声‘我回娘家去商量商量’就走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件事情当然给了你很大刺激啦。”
“是的。岛崎藤村在他的《破戒》【注①】中说过，‘对任何人也不要说出这个秘密’。当时我深有感慨地重复着这句话。”
“那么，东条康子知道你这个秘密吗？”
“我什么也没对她说，然而她却知道了。在我坚守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她把这件事挑明了。”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以后我和康子的关系，只能保持一种精神恋爱的状态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康子说她是为了从我心灵中彻底除掉这种变态心理而提出这个问题的，她当时是这样说的：‘那不是你的责任，虽说是新平民，也同样是人，同样是日本人。只要有真正的爱情，这种事情，是不成为任何问题的。’一个知道我的出身但能原谅我，不，不是原谅而是打破了那一切而深深爱我的女性就在我的眼前，这时我简直什么都忘掉了，连对方是有夫之妇也全然忘掉了。我的心和身体都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叹息声。的确，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只能用“男女关系”一词来表达，但是在被告人适才这一段告白中间，却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当然，这种特殊状态的血泪斑斑的人生，若用法律这把刀子把它横断切开的所，类似目前这样的误解，是随时可见的。对于检察宫来说，虽属不得不这样做，但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也这样死追不放，在我看来，可说是绝无仅有了。
“一月十六日，发生第一次事件那天夜里，东条责骂康子的话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吗？当然你没有直接听到，康子是怎样对你说的呢？”
“提到了这个问题，康子说她丈夫骂我是狗，是四条腿的，还说我是披着人皮的牲口。并说和这样的男人发生关系的女人，血液都被污染了，简直不是人。从我在部队时的经验和顺子那种狂乱的表现可以想象，康子一时冲动做出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是可能的。”
“那次杀人，虽然你事先一无所知，但在心理上也觉得有责任吗？”
“是的。当时我觉得康子的罪也就是我的罪。为了不失去她，我是准备豁出一切的。假如在用汽车运送尸体的途中被发现的话，说不定我会把杀人的责任一人承担下来。”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微妙的问题，我本来是不想问的，但时至今日是不得不问了。所谓新平民，过去是从事杀牛宰马以谋生的。在佛教至上主义时代，这也是被一般人嫌弃的一种原因……即使你自己没有这种经验，但据心理学家说，这种祖先的经验，采取一种潜在意识的形式，沉睡在后辈人的脑子里。当它受到某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