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是因为同秀才们要看我军获胜的证据？”邓名无奈地说道，自打从缅甸回来那次开了恶例后，四川同秀才就认为保国公得胜回来他们必须要白吃一顿。在叙州邓名被欢迎的帝国国民拦住，不得不分银子给大家，还见者有份地请在场全体同秀才喝酒后，听到风声的成都人就望眼欲穿地等着邓名回来：“这次从城外赶来的那些人啊！我卖了好几个月的翡翠和象牙，攒了一大笔钱才回来的，本以为就是绰绰有余，结果差点就不够了。”
寒暄过后，邓名就说起来意，虽然陈佐才从来都不公开赞同邓名的帝国学说，不过在协助官府宣传上，书院还是相当配合的。早在好几年前，熊兰拿出那套不停出去抢夺人口才能维持四川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后没多久，陈佐才就把它定为学生要在书院学习思考的课程之一。
不过听说邓名打算鼓吹武装去南洋移民，占据那些不知道距离成都到底有多远的海外领地时，陈佐才还是感到有些难以理解。
“可惜国姓爷去世了，不然这种事就不用我来做了。”邓名叹了口气，失去了金门、厦门之后，郑经的态度软化了很多，同意和邓名分享对日贸易。通过使者往来，邓名也知道郑经正在台湾实行重税，以供养延平藩那支庞大的军队。
“陈祭酒可知道为什么延平郡王会在台湾提高赋税么？”
“这又什么奇怪的？”陈佐才觉得邓名这问题简直是看不起他，当初孙可望为了维持西营的几十万大军，凑出让西营能够同时在保宁、襄阳和两广三线发动攻势的钱粮，把治下大批百姓都赶进军屯去当辅兵，那可比郑经允许自耕农存在，只是提高税率要很得多了。三王内讧前，西军能发起全线攻击，战败了很快就能再一次卷土重来，确实是激动人心，但军屯中的苦难陈佐才也是亲眼目睹过：“台湾有多少人口？五十万？六十万？土地也不是金夏那样已经开垦好了的吧？延平郡王要维持三万甲兵、还有上千条战舰，还要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不抽重税怎么可能？延平郡王没有把百姓都变成军屯里的辅兵就算仁德了。”
“因为延平郡王失去了对台湾海峡的控制，”邓名的回答却和陈佐才想得完全不一样：“现在不但我们，就是荷兰人也重新大量出现在了日本，他们很多人没有向延平郡王纳过税，所以还能和我们的商人竞争，导致我们的利润下降了。而这种情况在国姓爷出兵台湾后，本来已经消失不见了，荷兰人要不想承担重税，就要退出和日本的直接交易。所以延平郡王养不起军队了，他不得不收重税来保证军需。”
陈佐才觉得邓名话里有话，就闭上嘴等着邓名的下文，把他的龙头拐杖握在手里，摆出一副老气横秋、食古不化的模样。
“陈祭酒知道，我在四川收的农税一直不高，一开始就靠发行欠条糊弄过去的，然后就是靠贩卖食盐、收赎城费，接着就是漕银、债券，现在我又在武昌到南京开了证券交易所。我一直是靠长江沿岸、乃至山东、浙江、缅甸的数千万人的财力来供养四川的百万同秀才。所以现在四川拥有一支强的军队，还有庞大的舰队，但是百姓的负担并不重，最辛苦的农民几乎可以拥有他们所有的产出，而工商因为有军队的庇护，所以做什么都卖得出去，如果遇上竞争者帝国军队就去帮他们砸场子。就是和夔东的盟友，和云南的晋王，我能够不停地退让妥协，努力消除他们的不满，也是因为我家底厚，不用冒着发生冲突的风险去和他们斤斤计较。如果我不肯这样一次次吃大亏的话，虽然我不想挑起内讧，但说不定会有人会眼红我的地盘，找茬挑起针对我的内讧了。”
邓名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四川的蓬勃发展，和同盟的良好关系，都从对外掠夺中受益。
“现在关起门来说话，我承认我是在掠夺长江下游几省的百姓，虽然我有底线，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同胞，我对他们比清廷和孙可望之流要好的得多，但这依旧是在掠夺。而我不可能永远这样掠夺下去，或迟或早，我们要从四川打出去，我军要把更多的土地从清廷手中光复回来。那时我们该如何对待光复区的百姓呢？”邓名觉得他肯定可以比清廷做得好，清廷垄断生活各种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而且还想尽办法地愚民，禁海圈地，这些邓名肯定都不会做；但如果新解放区的人想立刻和四川的生活水平看齐那是不可能的，人身权力也依旧会束缚在宗族和缙绅手中，因为邓名没有钱赎买这些政治权利：“但如果有海外的收益，这些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不但不用为了打仗抽重税，还可能广泛地免税来让贫民吃饱饭，发给地主津贴以换取他们减免佃户租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