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后,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了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

在罗荣桓及其随行人员住的村子里,到处都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低下了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这次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王凤鸣的话,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举起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出来的?”罗荣桓更加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提问,好像连珠炮,王凤鸣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椅子上。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的谈话,悔恨交加,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经当过北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在牢房里似饥若渴的“犯人”们,从窗户看到外面有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干部,都估计:可能是罗政委的人已经到了。大家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住在单人牢房的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罗荣桓的到来。前几天审讯者拿着一张纸在郭面前摇晃,说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郭子化(当时是山东分局的统战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已经交代自己是托派了,而且供出郭影秋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子化介绍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也只好承认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又翻了供,于是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就在罗荣桓到达的这一天上午,王须仁再次提审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影秋说:

“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

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在陈景文死后不到几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招呼郭影秋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坐在中间那人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你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他又指指身旁的两位干部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等一会就会见到他。”

罗荣桓命令立即释放郭影秋。

郭影秋一听,泪落如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的,如果罗荣桓再晚来一会儿,他就有可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临死之前,他还会认为是郭子化害了他。现在真相大白,自己的上级,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居然会拿假电报来诱使他承认是“托匪”,真是人心难测啊!

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4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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