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范围是越来越广了,按这样的情况看,这里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然而,到1939年8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

的狂风恶浪。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这些不确实的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是越肃越多。

“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湖西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二王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115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此例一开,4大队的“托匪”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很多营连干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梁兴初差点被枪毙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无力扭转王凤鸣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和陈光反映。

罗荣桓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湖西发报制止,同时说明将亲自到湖西了解情况。见到罗荣桓的电报后,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迎接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制造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25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并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地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115师首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的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西时,收到了这封信。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把共产党监狱内犯人的信交给共产党的机关,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内,几间阴暗潮湿的房内,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经惨遭杀害,而他们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荣桓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看到罗荣桓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在侧耳倾听,想听出有没有罗荣桓到来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着罗荣桓的名字,心里想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罗荣桓比他们更急。在被关押的人盼望他到湖西的时候,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来。对于罗荣桓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就等于多为革命挽回一些损失。罗荣桓亲自听取侦察员的报告,了解敌情,决定具体的行军路线。在行军途中,他们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提高行军速度。

罗荣桓骑在马上,脑子中闪过一个个画面:抓“ab团”,“肃反”扩大化……有多少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被惨遭杀害,革命遭到了多么重大的损失!人们已饱尝了因过火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巨大痛苦,为什么现在还有人重蹈覆辙呢?

为了路上的安全,应付意外事件,罗荣桓带了一部分部队同行。他们首先在滕县与薛城之间迅速穿过了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东岸。第4大队的第2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他们见面后,罗荣桓就问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问。

罗荣桓接着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吗?”

罗荣桓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考虑到湖西的情况,就叮嘱说:“你们暂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

江燮元及其所率部队就留在了湖东。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第4大队驻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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