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压在汽车底下的警察，我的手下不想弯腰补枪，只是打爆了另三只车胎。我想被两吨重的车压在路上一定很疼，不然那个警察就不会拼命蹬腿，甚至脚已经磨出了血也没有停下来。
我拿起对讲机说了声：“撤退。”然后发动汽车离开了现场。
手下们也纷纷散去，我没有让他们马上回上川，因为这么多人连夜赶回上川无论如何也很难不被警察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隐蔽起来，明天坐公交车或者火车回上川。只要今天晚上能够安然度过，明天隐藏在汹涌的人潮中就安全的多了。至于如何隐藏自己，平时的训练里已经教的够多了，应该没有问题。
受了重伤无法自行离开的手下必须处死，然后将所有尸体彻底焚烧，这是我给四个高级干部下的命令。经过这些措施，警察想知道是谁干的就难的很了。不过也不是没有线索，我们用的子弹很特殊，警察应该能够查出是什么枪打出来的。只是这样恐怕警察会以为是俄罗斯黑手党干的也说不定，毕竟在日本应该没有哪个组织敢动山口组。联系到前一阵猪子正信的死也是因为这种子弹，俄罗斯黑手党大举进攻日本的猜想自然就呼之欲出。
日本的新闻记者是十分勤奋的一群人，这一点我可以确信。我刚回到上川的别墅打开电视，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的早新闻就报道了凌晨发生的事情。从电视画面上来看，记者应该是在救援的警察赶到之前拍的，甚至有直升飞机航拍的画面。在画面上，山口组的房子正冒着滚滚的浓烟，一条条狂乱的火舌正肆无忌惮的从房子的各处空隙中窜出来。
日本的老式住宅很多结构都是木制，因此一旦失火就很难扑救。播音员的报道也说大火烧得很快，消防车赶到的时候已经火势已经很大，给扑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接下来的报道让我很是意外，不但没有报道现场几十人的尸体，甚至连大量警察被杀也只字未提。就算是我们把所有的尸体全部烧掉也还有警车在那里停着，不可能没有人奇怪警察为什么不见了。更何况我根本没有叫我的人把尸体全烧掉，因为我希望能让这恐怖的画面给所有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互联网上察看了一下关于日本媒体的资料，结果让我终于明白问题不在于我们，而是因为日本媒体对于突发事件报道的原则。
日本媒体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关键时刻维护国家利益，在日本新闻史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60年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重新改签《日美安保条约》之后，进步力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最后，好几家大报联合发表声明认为抗议行动不妥，尽管在此之前日本媒体对政府有批判，有揭露，但关键时刻还是站在政府一边。
2004年4月，日本有5名人质被伊拉克武装劫持，日本媒体与政府表现了高度的一致。
报纸、电视台对日本人质事件大报特报，政府也尽全力营救。但在救出人质之前，媒体从不涉及政府如何策划，采取什么样的秘密营救行动，完全是政府发言人提供的有关内容，更没有对政府的行动说三道四，对人质本身不顾政府劝告硬去危险的伊拉克也没有提出批评，这一切都是为了不给政府营救人质造成干扰。
人质救出之后，媒体开始采访参与营救的有关人士，进行营救行动大揭密。同时《读卖新闻》等报纸对人质不顾劝告去危险的地方大加挞伐，认为他们的行动给国家带来了严重损失，甚至提出人质应出一定费用，对人质家属要求政府满足武装分子的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主张猛烈抨击。
只有《朝日新闻》为人质辩护，同时对派兵伊克提出质疑。这似乎表现出所谓的“新闻自由”。其实，这里也是反映了日本民众两种不同意见，反正已过了关键时刻，属于痛定思痛的反思，各抒己见，可以使事情越辩越明，是一种正常争论。
日本法律规定：只有日本人才能办电视台，这很明显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除此之外，法律中几乎没有关于报道内容方面的规定。但事实上，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指针，决定它们处理突发事件的态度，日本n.h.k就是如此。
日本1925年开始成立电台，建电台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服务。1923年，日本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震灾关东大地震，在那场灾难中死者失踪者为14.2万人，倒塌的房屋25.4万座，47.7房屋化为灰烬。有些人因为信息不灵找不到避难地点而受害，有的人受流言蜚语的蛊惑，这些充分说明信息畅通的必要性。因此nhk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在灾难突然来临时向国民通报信息，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使命。提供灾难信息，不是为了传达恐怖，而是要告诉人们如何做才能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从防灾的角度处理问题。
日本现场转播非常注意不向观众传达恐怖。2004年6月初，一名小学6年级女生杀死同年级同学；10几天前，两名小孩被一名60多岁的老头拐走，杀害后扔进河里，警察在河里找到了两名小孩的尸体；日本是一个火灾多发的国家，发生火灾时，老年人腿不利落，常有人被烧得面目全非，所有这些新闻，电视和报纸都没有出现尸体，目的是不给人们传达恐怖。
相反，很多情况下都是把死者生前的照片拿出来，面带笑容。
但上诉这些还不能说明为何报道中没有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