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媒体现场报道泄密的情况在日本一般不会出现，日本政府有关部门都有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有突发事件时，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把事情的原委向记者说清楚。记者不明白的地方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发问，但一切并无机密可言，一般的新闻都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
至于报道自卫队则事关军事秘密，因此自卫队每年举行演习，记者被允许才可到现场，如果不公开，一般记者也不敢去碰。例如日本自卫队每年有几百人自杀，自卫队经常公布自杀数字和自杀原因，媒体只是照录，对每个人自杀的真正原因很少有记者去深究，更没有人敢去碰军事秘密。
不过当有些记者通过自己的渠道搞到了政府没有公开的内容，在认为不危害国家利益时，媒体会捅出去。如2004年小泉去朝鲜访问前，与朝鲜达成协议，支援朝鲜一定数量的大米和药品，小泉可把人质的家属领回来。日本电视台事先从自己的渠道获得了信息并报了出来，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很不高兴，作为惩罚，提出不让日本电视台记者随小泉去朝鲜访问。日本电视台对细田博之当场表示抗议，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因为日本公务员一般遵守规定，重大事情一般不会向外透露，因为泄露政府机密有被开除的危险。日本媒体案例中曾有这样的例子，即政府把媒体告上法庭，法庭要求媒体说出是谁提供的信息。媒体可以不说，但这样肯定要败诉，可是一旦说出来，提供信息的人就会遭殃。
得到这些结论后，我才恍然大悟，日本电视台是不敢报道。这么多警察被枪杀简直可以说是日本警界的奇耻大辱，虽然日本警察近年来因为各种腐败丑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地位有所下降，但是毕竟还是老百姓的保护者。一旦报道了如此多的警察被一起枪杀，那么日本警察的形象将彻底被破坏，老百姓的安全感会大大的削弱，如此一来一个如此软弱的政府自然就会大失人心，岌岌可危了。
虽然这样一来我的部分目的没有达到，但是也增加了山口组调查的难度，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坏处，因此我没有太在意。中午的时候，我的手下开始陆续返回，先回来的佐藤一夫等人在外面负责点名和收枪。鉴于我们的组织结构还不是很稳固，因此只有在有行动的时候才把枪发给手下，平时都是集中管理。
晚上的时候佐藤一夫上来报告，一共损失了六个人，十二人轻伤，但枪全部带了回来。我对于这个情况很不满意，训练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还是偷袭，竟然还有这么大的损失，看起来想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并不容易。不过我对于这点损失并不心疼，抚恤金不是问题，死掉的都是能力不够的，淘汰掉反而是好事。
虽然很想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些笨蛋，不过明天还要出远门，因此我只好作罢。回到卧室，我拿出一个皮箱，开始准备起出门需要携带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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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部分内容参考何德功着《日本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原则》一文
第二十一章 遭遇劫机
几个月前小林觉给我报名参加了死亡竞赛，明天一早就要坐飞机离开日本，因此我准备了一些随身物品。日本自从美国9.11事件后对于民航的安检提高了级别，甚至在美国航线上还有带枪的便衣，因此想要带枪乘飞机出境几乎是不可能的。鉴于这种情况，我干脆决定不带枪。
次日中午，我带着小林觉和佐藤一夫从东京登上了飞往美国纽约的飞机，我们要从那里转机到哥伦比亚的首都圣菲波哥大。由于飞机不停的向东飞，因此天黑得很快，才下午三点多天就全黑了。虽然没有睡意，但我还是半躺在椅背上准备小睡一会儿。
忽然，几声呼喝夹杂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从后面的经济舱隐约传来。我猛地睁开眼睛，知道出事了。我知道飞机上有日本的便衣警察，因此看看坐在旁边的佐藤一夫和小林觉，轻轻摆手示意他们不要乱动。
后面乱了好一阵，舱门一开，一个满脸胡子的中年人抓着一名空中小姐的头发从经济舱走了出来。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把sr p245手枪，对着我们用日语说道：“这架飞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一个一个起来走到后面去。”说着将枪口对着我摆了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只是缓缓的站起来，将双手放在脑后，然后慢慢的向后舱走去。我倒不是怕他开枪，从这个人的动作来看我很有把握在他开枪前将他制服。可是我不知道后舱还有几个劫机者，万一发生枪战，这架飞机就不一定能安全到达目的地。
我刚进经济舱，就被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人用一只比利时国营赫斯塔尔公司生产的p90冲锋枪顶住，让我面向舱壁站好，然后他搜了一下身，把我口袋里的金笔给拿走了。搜完身，他让我到飞机尾部的座位坐好，还警告我不许乱动。
我慢慢向后面走去，边走边注意着飞机里的情况。经济舱里一共有两个劫机者，除了刚才的年轻人，在尾部卫生间门口还站着一个女的。这个女人似乎不到四十岁，体格显得很健壮，站在那里要挺得很直。在她的手里也端着一支pm小口径高速弹，威力比起手枪要强得多。我在心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