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的直言敢谏对李嗣源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李嗣源在战乱年代力所能及的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历史肯定的。天成五年（公元930年）二月，李嗣源把年号改为长兴元年，大赦天下，除了“十恶五逆、屠牛、放火劫舍、合造毒药”等重罪外，赦免其他罪行。牛是小农经济时代生产的头号主力，没有牛“无言的付出”，恢复生产只能是一句空谈。
农业生产仅靠耕牛是不够的，还需要农具，但当时出于战争的考虑，统治者多严禁民间私造农具，而由官府制造然后卖给农民。对于这个弊端，李嗣源也考虑到了，他下诏开放铁禁，允许农民自已打造农具和其他生产用品。
自唐懿宗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烦，底层人民苦难深重，直到遇上了这位小一号的“唐太宗”李嗣源。象李嗣源这样的人物，在五代中属于“稀有动物”，老百姓自然惊喜交加：可碰上好皇帝了。
封建时代的明君贤臣在本质上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在历史渐进过程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
历史的局限性并不能成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借口，历史总是向前进的，只要历史人物的所做所为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自从任圜被李嗣源给罢免之后，安重诲少了一个对头，从此大权独揽。安重诲借机在政治上大搞近亲繁殖，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在军事重镇当一把手，却又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决策圈，这样安重诲就可以安心的做他的二号皇帝。
少了任圜这一极，政治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一个感觉不对劲的就是李嗣源。面对安重诲咄咄逼人的态势，李嗣源有些后悔，但他做事比较稳当，所以还没怎么发作，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时在民间忽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有术士看过安重诲的面相，说他“日后必将大贵”。并说安重诲不久就要率军讨伐淮南，要统一天下云云。有人把这事报告给了李嗣源，李嗣源一听怒不可遏，便把安重诲叫去，责问道：“听说你私建军队，要攻打淮南，这事朕怎么不知道？”
安重诲被李嗣源骂的一头雾水，醒过神来后才大声呼冤：“兴兵讨伐是国家大事，这应该由皇帝做出决定，臣哪敢如此僭越？一定是有人在中伤臣。”李嗣源“哦”了一声，又找来指挥使安从进等人，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安从进和安重诲关系不错，拿自家老小做保安重诲必无反心，李嗣源这才作罢，但对安重诲的疑心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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