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三次大规模兴学运动，首推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
庆历四年春，朝廷正式颁布兴学措施，在州县立学，振兴太学，设立四门学科。
允许八品以下以及庶人子弟入学，并且改革科举方式，先考策论后考诗赋。
正是这次育人层面的改革，把苏湖名宿胡瑷的教学办法引进太学，核心就是分斋授课。
经义斋学六经经义，治事斋学治民，讲武，历书算术，学生可以主治一科，也可以兼学其他。
这在教育史上也是最早的分科教学，开了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先河。
可惜这次庆历兴学只实施了一年多时间，在多方反对下草草收场，但产生的影响很深远，甚至促成了其后的熙宁兴学。
神宗皇帝继位后，围绕教育问题，朝廷上下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乃至斗争。
到王安石担任宰相后大力推行熙宁兴学，包含在王安石变法中推行天下。
或许是历史上的巧合，熙宁四年，王安石提出教、养、取、任四个培养人才的建议，并且具体到在太学中施行三舍法。
通过三舍法使太学逐渐取代科举取士，将此法推广到了地方官办的学府。
最让人称道的是，在第二年又恢复了武学，律学，甚至还有医学科。
殊为可惜的是，当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相继离世后，党争日趋激烈，朝廷的诏令朝令夕改，反复多变。
熙宁兴学还没来得及普及天下就被迫中止了。
第三次就是赵佶继位后的崇宁兴学。
主持这次兴学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奸相蔡京，头两年因为地位不稳固，蔡京鼓动赵佶打着继承先皇神宗变法的旗号，在京城扩建太学。
恢复了王安石的三舍法，在太学专门设立上舍，内舍，外舍生。
外地学子贡士后进入太学学习，都为外舍生，只有考试合格才能补录内舍，而上舍生的名额只有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在京城太学初具规模后，蔡京的权势也已经稳固，遂将兴学之法推及全国。
在各地的学校书院施行三舍法，并加以严格的考试，县学学生可以考入州学，州学学生再考入太学成为贡士，也是很明晰的升级模式。
因为推动这次兴学的是权臣蔡京，所以在规模和地理分布上，远远超过庆历兴学和熙宁兴学，几乎达到了真正遍及全国的程度。
陈文昭给李茂的来信，主要说的就是蔡京主持的大宋教育改革举措。
陈文昭得到的内部消息是朝廷即将罢科举，士子全部由学校考试进入太学。
每年的太学上舍生参加礼部考试合格，第二年赐予三十五人进士及第。
陈文昭不是看不出科举改革的好处，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已经得到范仲淹，王安石的实验。
但是陈文昭对老师蔡京很没有信心，担心这次兴学依旧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毕竟元祐党争才过去没几年，蔡京能一直得势吗？一旦去了相位，后来者还能保留这样的革新？
所以陈文昭在信中叮嘱李茂刻苦攻读，最好在来年的春闱下场。
趁废黜科举的诏令还没有颁布，先行取得举人资格。
那样一来即便废黜科举考试，以李茂举人的身份，前往京城太学读书，起步就是内舍生。
稍微使使劲就能列入上舍，有很大机会获得进士及第的出身。
原本还想让李茂打磨几年的陈文昭，眼看着朝廷要废科举，兴学校，也顾不得其他。
希望自己的学生先占一个好位置，别被反复多次的兴学断送了似锦前程。
李茂把书信放在桌案上，脑袋有点乱。
废科举兴学校他知道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这样一改，可比后世的高考，公考还要困难。
做个简单的算术题就能明白，以前科举取士，三年一考，获得进士或者同进士的人大概有二三百人。
但是兴学之后，每年只取三十五人给予进士及第的出身，这一来减少了将近半数的进士名额。
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夸张，怪不得老师陈文昭为此让陈泽特意送信来，让他抓紧时间专心学业，争取在明年春天折桂中举。
一旦中举，或许能赶上最后一波秋闱，运气好的话，捞一个同进士出身不成问题。
李茂想着这些事的时候，邹润和陈泽的酒也喝的差不多了。
邹润吃了两回酒，不免头重脚轻有七八分醉意，收拾了狼藉的杯盘自去床榻上酣睡。
陈泽只是微醺，见李茂正襟危坐，面前放着的书信一角被反复揉捻。
他咳嗽一声道：“老爷写完这封信后还叮嘱我一句，各路府州县什么时候兴学还定不下来，但三舍法恢复是必然，老爷希望凌云能在每月月考始终独占鳌头，不但是案首，更要成为院首，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来年春闱一举中第。”
这个……有点困难啊！
李茂顿感压力山大，所谓三舍法不单是三个等级，也包含了三舍中的升降。
每次月考如果考不好，原本的等级肯定不保，成绩太难看，被驱逐出书院都有可能。
学业的压力是其次，李茂想到倪鹏的舅父赵讷出任文昌书院的山长，掌握着三舍升降的权力。
如果赵讷嘴角一歪歪起了坏心，故意将他月月打上末等的标签，等级一路往下掉。
估计撑不到来年春闱，他怕是要卷铺盖走人啊！
李茂自己研墨，一边给陈文昭写回信一边对陈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