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易吃好馄饨，已经是四点钟了。老板娘上来收拾碗筷的时候，他正努力专注于手中老高易的的信札。
高易这一个月来除了研究梨膏糖之外，更多的心思其实是放在了老高易的日记、信笺上的。
作为一个冒名顶替的黑户口，他必须搞清楚在以当前这个身份生活的时候是否会遭遇到被拆穿的危险。
目前看起来风险并不算大，首先这个时代并没后世里那么严格的身份证明文件。而按照后世的经验来看，世界范围内称得上身份证明的也无非就是护照、身份证、社保号、驾驶证、户口本这几样。
虽然早在15世纪英国就开始颁发护照，但是随着19世纪中期列车旅行的兴盛，速度越来越快的火车、大量的旅客、跨多国边界的旅行，都使得施行护照制度变得越发困难起来。于是欧洲各国都作出了最正常的反应，那就是放松对护照的需求。
因此在19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护照并不是一件必需品。即使有人拥有护照，那也只是字面意义上的“护照”，并非后世概念中的护照，不具普遍性。譬如由于美国排华，所以我大清为公派的留美学生颁发了护照，以证明他们是去读书而不是跑去当苦力的。而去日本就不需要护照，于是大量的年轻人买张票跳上船便跑去日本留学了。这样的护照看起来更像是特事特办的一时权宜之计。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带有照片、以及完整身份信息的护照要直到一战才会出现，那是出于当时的安全需求，作为对境内外国人的管控工具而产生的，只不过在战后这种管控延续了下去，并成为了一种标准。
既然此时连护照都没有，那么比护照更晚出现的身份证、社保卡、驾驶证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是生活在英国本土，还有可能会受到与户籍制度擦边的定居法的管理——定居法规定，生活在大城市中年十镑房屋租金以下的外来贫民将被遣返原籍——因此英国本土应该存在着类似户籍管理的制度。
但这部法令只涉及到不列颠的本土城市，所以对于出生在海外——尤其是上海、香港这样人口流动性大的殖民地或租界——的英国公民来说，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大概就只有出生证明了。
不过这样一张出生纸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高易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手头上就有小高易的出生证明，是由香港圣公会圣士提反教堂开具的——看来梅就是在这所教堂的附属医院里产下的小高易——出生证的内容非常简单，无非是肤色、眼睛颜色，父母姓名、住址、年龄等，甚至连个脚丫印都没有。拿着这样一张纸又能证明什么？
如果高易是一名父母双亡流落在远东英属殖民地的混血孤儿，仅凭着这样一张纸去证明自己的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高易的身份已经得到了他人——甚至是巡捕房的认可，他并不需要文件来证明自己是谁，他只要没有文件来证明他不是谁就行了。
很明显，目前并没有任何不利于他的书面文件存在。
因此高易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到阅读老高易的书信和日记上，以确认是否还有谁知道老高易的儿子已经死亡这个事实。
所幸的是，老高易搬到广州后的隐居生活，使他的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简单。而更重要的是，梅和小高易都是在鼠疫大爆发的混乱中死亡的。梅是在广州城过世的，老高易的日记里好坏还提到了她的葬礼，但小高易究竟是何时死的、葬在何处，日记内容竟然一点都没有提及。
关于小高易的最后记录，是他在逃难去香港的路上得了病。虽然日记中记载了他们历经艰辛抵达香港的整个过程，但是到达香港之后的日记就只剩下老高易伤心悲痛的呓语了。可见小高易是在香港离世的。考虑到当时香港对疫病患者进行了隔离，尸体也进行了统一处理，而后来又发生了太平山事件导致了十万华人逃离香港的大混乱，高易估计老高易连小高易的尸体埋在哪里都不清楚，故而日记中竟然没有小高易的丧葬记录。
这对于老高易的人生来说或许是大不幸，但对高易来说却是一种幸运，他在仔细研读了所有日记和书信后确信老高易并没跟任何人提及过小高易的死亡。事实上老高易在疫情过后，似乎是为了彻底忘却这段曾经幸福的生活，再也没有回过生活了十二载的广州，而是选择了北上青岛这座人生地不熟并且不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城市。他在那里几乎是无声无息的生活着，直到所有的积蓄耗光为止。
高易当前的关注点已经转向了老高易在苏格兰老家的亲戚。他想知道是否有某个亲戚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利益受损，这样的一个亲戚极有可能对他的身份提出质疑，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猜测、谣言，最终导致一场危险的身份调查。
所以他现在看的都是之前没有读过的1875年之前的书信——老高易在一个跟他有书信往来的远房叔叔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同故乡的亲戚联络过。而来自苏格兰的最后一封信里提及了这位远方叔叔给老高易留下了一块土地作为遗产，但前提是老高易必须回到苏格兰才能继承，于是老高易干脆放弃了这笔遗产，因此遗产的实际继承者写信来感谢了他。
高易合起手上的信笺，长吁了口气，他从摇椅上站起身，伸手打开了窗户。老板娘已经收拾好碗筷出去了，但室内仍残留着脂粉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