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会在意。
毕竟，那里现在还是战区，况且那里刚刚收复，发生一些乱子，总在人们料想的范围内，当然这也和兴乾朝废除了“言官”有着直接的联系。
尽管朱元璋创建明朝后废除了丞相，加强了皇帝的集权，但深知权力集中于一人之害的朱元璋，不但在地方上设立布政使，按察使分属民政和刑名。设立了一整套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制约机制，而在大明朝的历史上，时时刻刻掣肘皇权，这就是“言官”制度，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却作茧自缚的地步。
言官又称“谏官”“谏臣”，以向皇帝“风闻言事”“直言规劝“为主要工作内容，职业就是反映问题，说对了有赏，说错了也没关系，不必承担“妄议”责任。
可到了明朝，言官才算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明朝言官，不仅职业化，还越来越规模化。其成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品级不大，权力不小，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市井传闻，大到皇帝小到草民，看不惯就上朝奏报。言官只负责上书，对与错由皇帝自己判断，错了也不用负责任。
到了明朝中叶，言官的耿直勇敢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甚至不惜一死以获直名。皇帝的廷杖，算计，威逼，利诱对许多言官失去了威慑力，言官逐渐成为约束皇权的一股强大力量。
言官成为一大害，始于党争。始于言官的“风闻奏事”，始于其为博名不惜“捏造歪曲”。而究其原因是其不需要为自己的说的话负责，而正是这种不负责任，让言官可以毫无顾忌的“捏造歪曲”，甚至用歪曲是非的方式激怒皇帝，换取廷杖，进而谋图个人名扬天下。毕竟，在大明，言官挨了廷杖，那可就能换来的直名，可是名扬天下的好事。最终，言官成了一害，言官参与党争，将严肃的政治生活演化成一场场闹剧，甚至要为甲申天变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
这也是朱明忠废除“言官”的原因，当然废除的并不是他们上书言事的权力，而是废除了“风闻奏事”的权力，过去他们不需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但是现在他们却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
大明是个讲究法律的国家，世事不过于法，诽谤……是要流放的！
所以，只负责上书而不问后果，甚至以此打击政敌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话负责，比如兴乾元年，有给事中弹劾钱磊事清时曾助纣为虐杀数百忠良，不足以为阁辅。在廷议时，朱大皇帝只问了一句。
“证据呢？”
给事中丁克已一句“此事世人皆知何需证据，陛下若欲得其证，自可派人查勘”，如果换成崇祯朝，估计又是一场动荡，而朱大皇帝淡淡的说了一句。
“既无证据，既是污告，钱爱卿，有人无证诽谤，你是否追究他的责任？”
而本就是师爷出身的钱阁辅岂不明白，一下朝就往中都检法院提诉，
这完全不是按套路出牌的打法，让大明官场无不是看傻了眼，而检法院审理后确定了丁克已“诽谤罪名成立，流五千里”，换句话来说，一下子就把他流到了天涯海角，终生不可能再回大明。
结果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就是负责最高检法院，掌刑狱案件审理的大理寺卿在询问皇帝时，朱大皇帝也只是还半闭着眼睛说道。
“大明自有法度在。”
一句自有法度在，就是告诉全天下，大明是有法律的，一个个不要觉得你们乱说话，就没有办法治你。
从始至终，皇帝没有插手，更没有廷杖。
丁克已更没有以直名而名扬天下，只是以倒霉蛋的名声名扬天下，两年前客死在南天门。
从此之后，言官“风闻奏事”就成了一个摆设。但凡是人都爱惜性命，过去之所以不惜性命是因为他们有所依仗，有所追求和理想，而现在，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所有的辉煌不过都是过去的幻影，现在的大明不是过去的大明。
是新明！
也正因如此，发生在陕西的事情，压根就没有任何一个直言，言道着什么扰民害民，言道地方酷吏苦民，谁都知道，几百万人的迁移，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本身就会出事许多不和谐的声音。
况且……那些人是李贼的乡人。
一句话，天下士绅皆苦于李贼！
自然的，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陕西就被有意无事的忽视了。甚至于还有一些人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至少要让那些人知道一些教训。
当然在官方的口中，移民事宜是顺利的，移民是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更是为了百姓着想。
每丁最少授田五十亩，连续耕种十年后，官田归私，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好事啊！
要知道在内地，那些田地永远都是官府的，哪怕你租上十年，20年还是官府了。现在官府那么大方对他们这么厚待，自然是挑的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
当然报纸上，偶尔的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他们当然会去指责陕西当局的罔顾民意。但总体上还算平稳，移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移民，从潼关坐上火车，然后直抵海州，在海州登上前往东北的移民船。
那些移民船会把他们带往营口、海参崴、鲸港库页岛或者厢馆，在未来的几年间，超过两百万陕西移民会在东北定居，在那里繁衍生息，落地生根，最终那里将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