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是历史背景介绍，作为故事的铺垫，不得已而为之，大家就当是看看史书好了。）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3月二日，他飞抵四川重庆，3日颁布手令，向各军宣布：“本委员长已经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仰各通令所属遵照。”
同时，他要求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企图歼灭中央红军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区。
而当他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时，又认为中央红军的目的可能是放弃遵义，仍向西逃窜，以求达到原有目的；或者先与国军的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
为此，他命令川军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上官云相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作战；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主力三个师进到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西北地区取守势；第三纵队孙渡部到大定，黔西地区，第四纵队王家烈部集合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
同时，第一纵队吴奇伟四个师（两个师已经名存实亡）位于乌江沿岸待机，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三个师沿着乌江东岸布防，阻止红军东进，企图将红军歼灭于遵义，鸭溪地区。
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5日，又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区吸引川军向东而钳制之，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及干部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区域，趁吴奇伟纵队新败逃向乌江以南之机会，打算攻击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力争再打一场胜仗。
据此，中央红军主力于6日向长干山，白蜡坎以西开进，准备突击周浑元纵队。
但是，由于周浑元部畏葸不前而未果。
接着，中央红军在西安寨地区活动，准备歼灭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部纵队驰援，却最终没有达到目的。
在这一形势下，3月10日，林彪，聂荣臻给前敌司令部发电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黔军。
林彪和聂荣臻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有他们的考虑：自部队进入鸭溪以来，犹豫遵义之战的胜利，广大指战员士气昂扬，求战心切。
而红军主力增两次寻求歼灭周浑元部未果，再加上侦查所得，驻守打鼓新场的是黔军何知重部和犹国才部，“双枪王”早已经是红军的手下败将，加之遵义之战的初败，士气不振，如果集中兵力，可以轻易取胜。
但是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前敌司令部的朱德和政委毛泽东意见有了分歧，前者赞同，后者反对。
恰巧此时，军委纵队来到了苟坝与前敌司令部会合，朱德认为事关重大，便将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
最终张闻天决定开会讨论，会议话题很集中：要不要打打鼓新场？
20多个与会的首长们意见几乎成了一边倒：认为林彪两人的意见可行，赞同集中兵力攻打打鼓新场。
而毛泽东却坚决反对，说：“我不认为打打鼓新场对我们有利，打鼓新场是固守之敌，且有增援，要打，又是硬啃，我们应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
然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终究还是做出了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散会之后，毛泽东一直放心不下，如果硬打打鼓新场，红军一定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从江西突围以来，红军力量锐减，再也禁不住大的损失了。
想到半夜不能入睡，毛泽东提着灯找到了周恩来，向他陈述了厉害，希望周恩来将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让大家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又想了一宿，觉得毛泽东说的很有道理，第二天一早，他又建议开了个会，分析形势及利弊，终于将大家说服了。
打鼓新场风波虽然已经过去了，通过这次事件却暴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紧迫的军事指挥问题上，动辄搞那么多人开会，动辄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不利于决策，迟早会出现问题。
指挥战争，全力必须相对集中，不然就会贻误战机，毛泽东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和张闻天，他们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还提出，反对李德，博古，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从实际出发去指挥打仗，但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很有必要的，三个人，既可以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又能比较容易统一意见，便于集中。
借此思想，3月12日，新的“三人团”宣布成立，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为团长。
至此，由于会议延迟的原因，红军在尊严西南地区活动了将近一周，使蒋介石对此又产生了错觉。
他认为红军“徘徊此地，乃是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的寻找机会与红军决战，并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军围剿唯一良机”。
11日，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占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已经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仍以黔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