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听罢，便说：“玄成啊，你是一名文士，我将来准备把你培养成总参军，现在岂可屈就于一个职位较低的身份，去管理军中的琐碎事务呢？”
魏征回道：“大哥，您这话，我不认同。我之所以千里迢迢，投奔大哥，并不是为了养妻活儿而已，而是希望借此得以济世救民。如今我们就像是坐在同一艘船上，正要渡过大海，如果有任何事情稍微失误，我们都会为此而失败，因此我不只是为了大哥您而作出计划，我也在为自己打算！”
魏延知道魏征的好意，但他心存顾虑，只是微笑，不发一言。
魏征见魏延默许，便走出帐外，脱去自己的一身文官打扮，披上盔甲，手持魏延的倚天剑，召集众将前来，宣布已领魏军军正之职，要监督全军军法。
魏征将要被魏延认为族弟的消息一经传遍整个魏军，所以即便魏征现在没有什么资历威望，军中诸将领看在魏延面上，也对魏征敬畏三分。
魏征准备沿用《尉缭子》上所记载的严苛军法来作为魏军的军法。
魏延之前没有看过《尉缭子》，从魏征那里接过《尉缭子》细细看了一遍，啪地一声把书简丢在地上：“玄成，这里面的军法也实在太过严苛了！”
这《尉缭子》主张用重刑来维持战场以及军队纪律，甚至说：“善之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什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其什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
看到这一句，魏延都不想看下去了，至少要杀掉十分之一的士卒，才能使军队纪律严明，令行禁止？！这不扯淡吗？再详细去看，几乎每条违背军法的都是杀，杀，杀！
魏延十分不同意这样残暴地以杀立威。
魏征见魏延把《尉缭子》丢在地上，皱起眉头，十分不满：“大哥，千载而下，孙武、吴起、司马穰笡、韩信、周亚夫、赵充国均是如此治兵，从严治军，有何不对？！”
“我不是不同意从严治军，我只是觉得按照尉缭子这套搞，会不会太过于打压士气，太过于挫伤军心，其实很多罪行不必动不动就杀的！”
魏延想起后世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他以训练精兵著称，但是他并不一味主张重刑。戚继光认为军队中要“严赏罚”，不过对于士兵平时一般过错，他都要求初犯、再犯予以警告，三犯之徒才予以严惩。责打军棍以五下为度，视情节增减。主要贯彻责打的严肃性，必定要召集全队，说明理由，重重责打，而不必过多责打。戚继光没有那么凡事都杀，也没有影响他的军队成为天下少有的精兵。
再说后世的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也没有动不动就杀人立威啊，但是它照样成为历史上军纪最好的一支军队啊。
魏征问道：“那以大哥的意思呢？”
“尉缭子里面有些是可以保留的。”魏延重新把书简捡起来，指着上面的法条说给魏征：“这个《勒卒令》篇可以保留，这几条禁止逃亡的法令可以保留，带领千人以上的军官弃城投降或临阵脱逃的，为国贼，本人处死，暴尸示众，其家属没入官府为奴隶，并发掘其祖坟；带领百人以上的军官有这样行为的，是军贼，同样要处死、抄家。”
在给魏征讲述的时候，魏延算是又重新回顾了一下尉缭子，突然发现这里面只是惩罚措施重了一点儿，具体的条令还是比较周全的，便吩咐道：“这里面的法条其实大多都可以保留，只是要把动不动就斩杀的惩罚措施稍改一下，改为军棍惩罚，把这里面的罪责分成轻罪和重罪，若有触犯重罪的当即斩首，若有触犯轻罪的，第一次就杖责五十军棍，第二次就斩首示众！”
魏征问道：“何为轻罪？何为重罪？”
魏延想了一下：“士兵酗酒斗殴、破坏百姓田地庐舍、偷盗财物，像这样的，凡是未上战场，对战事没有直接影响的，大多都可以量为轻罪吧，重罪包括不听指挥、畏敌不前、逃跑等罪行，大多都是在战场上的，会影响战局的，都是不能饶恕的。”
魏征把魏延所说的都记下，点头称道：“其实我对尉缭子也有些意见，量刑太重，最根本的问题是无法执行下去，留作一纸空文，毫无意义，反而有损军法的威严。大哥把这罪行分为重罪和轻罪，量刑适当，军法才可以执行下去，让将士敬畏。”
魏延召集军中中高级将领在一起议事。
魏延先把自己对魏军军纪的忧虑说了出来：“诸位，现在我们的大业日臻鼎盛，魏军将士数量与日俱增，可这些将士来源很杂，这么多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将士混杂在一起，军纪很不严整，当然这一切也怪我御下不严，纲纪不明，尉缭子曾说过‘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若是我们一味放纵，魏军将士跟着我们打顺风战是可以的，一旦战事不利，恐怕他们难以支撑，不知道诸位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行军长史鲁肃点头称是：“我跟主公有相同的忧虑，最近一年大战，皆因主公谋划得当，我们顺风顺水，才将敌军轻松击败，若是敌人没中我们的计谋，而是我们中了敌人的计谋，我们的魏军会如何应对，我并不看好，严明军纪，迫在眉睫。”
行军司马陈到说道：“主公，最近主公扩兵甚快，魏军的战兵、辅兵、护田兵、郡县兵数量甚多，训练上也跟得上，但惟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