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韩红星如约到八楼的会议室，参加职工们自发组织的会议，商讨如何能通过“闹事”来让职工们的收入有所提高。张柜员是组织者，他召集了二十多位同事来参加会议，都是网点一线人员，只有韩红星例外，估计被邀请来是因为大家看自己是刺儿头，有与行长斗争的经历。
张柜员要求行里的工会也出面帮助员工。以前行里宣过老蔡行长当工会主席，后来是退居二线的江主任接班，这些年行里都将精力放在了营销业务、追求利润最大化上，自从江主任从工会主席位上退休，这个职位由第一副行长兼任，调走几位副行长后，行里索性将由哪位副行长兼任工会主席的事给忘了，只到今天张柜员向行里提要求，马行长才紧急开党委会，立即行文宣布由行伍出身、更能唬住职工们的戴行长任工会主席，参加当晚的会议。
有戴行长在会场，大家都自觉地做听众，将一个由员工自发组织的讨论会变成了听戴行长主讲的教育会，好在会场上人少，场面不甚严肃，韩红星趁着戴行长说完一句话换气的间隙大声说：
“戴行长，你今天的身份不是行长，而是工会主席，大家请你来是帮助职工争取合法权益的，而不是请你来当领导说服职工的。”
这句话让戴行长哑语，二十几个参会者也跟着你一言我一语地扯起来，大家所说的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物价飞涨，职工们靠这点收入日子没法过；二是每年黄海d行的利润都大幅度上升，不能只因为有部分产品的任务没完成就让员工们的考核工资泡汤！韩红星听得无聊便再次点题：
“这种牢骚已发了多少年，可是没用！今天大家来的目的应当是商量出个方法来，能让上面肯发工资给大家过日子。”
听到这里，大家都沉默了，有什么法子能让上面对员工重视呢？层层级级的干部总是对员工们说谁嫌工资低可以走人，大家都面临的问题是走也没地方去，不走这份工资只能吃饱三顿饭，可只拿够吃饭的工资，在这个社会里怎能体面地活！
“我可以想出办法来，只是要看大家敢不敢这样做。”韩红星说出自己的主意：“d行的干部们要的是政绩往上爬，保的是位子和权力，因此他们最怕下面不稳定，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和政绩，想争取权益最好的办法是明天早上大家都按时到网点上班，不过接到钱箱后交给网点主任，然后大家都集中到行里来找行长谈收入，只要大家敢这样做，不怕它上面不重视。”
“要是领导说我们违反劳动纪律怎么办？”当即有人提出疑问。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大家要一起行动。一个人这样做领导当然会将违反劳动纪律的帽子扣到头上，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领导不仅没法扣帽子，反而害怕事情闹大自己丢乌纱帽！”韩红星不无遗憾：“可惜我没有钱箱在手，说这种话属于教唆，要不我一个人就这样做，看他行长敢将帽子扣上头！因为我收入太低，日子都没法过了，哪还能安心上班？到行里来找行长谈收入也是上班，而且是为了能更安心地将班上好，怎能说我是违反劳动纪律！”
将“闹事”的方法说出来，大家都积极响应，最终约定明早先各自到网点报到，然后一起停工，八点半钟统一到行里来找行长维权。见已经讨论出结果，韩红星提前退出会场，到饭店去帮老婆洗碗。
第二天早上，韩红星左盼右盼，却不见昨晚开会的人来找行长，赶忙打电话给张柜员问原由，才知道昨天晚上韩红星刚离开会场，戴行长就强调纪律：
“职工维权可以，但得依法通过正当渠道，行里有888条违纪违规条例，哪个员工敢脱岗到行里来轻则待岗，重则开除。”
听到此消息，韩红星当即到戴行长办公室：
“你私下里也发牢骚，说d行各个层面的人收入都低，可职工们想为收入的事维权，你不仅不帮忙还竭力打压，到底是什么意思？”
“凭什么到我办公室来吆五喝六？”戴行长瞪起眼立威，然后软下口气道：“你是个刺儿头，当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我昨晚是按马行长的要求来跟你们开会，必须将闹事的势头压下去，我不这么办咋办？”
“就这么被压下去了么？”韩红星不无遗憾。
“谁说压下去了？黄海行职工闹收入的事已在全市d行传开了，大家都想将事情闹成功，都在关心，昨晚你们商量停办业务的事今天已传到市行，刚接到郝行长越级打来的电话，问局面是否能控制住。现在的状况是黄海行内部的动静不大，市行领导反而紧张起来，各兄弟行也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
“可惜昨晚开会的人当中找不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大家更多的只是情绪发泄，那么多人在会场上摩拳擦掌，最终却被你一句‘待岗’就吓得偃旗息鼓。”韩红星遗憾之余继续道：“平时大家共事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力最强，可等到真的碰到事情，有胆识的人太少，我真想跳出来起这个头！”
“你这样说不是也在认为只要你能？你看有哪个机关的员工参与这次闹了？你以为凭你的力量就能蚍蜉撼树？”戴行长蹬过眼睛又道：“d行就这个样，这种格局哪是你我就能改变的！真有本事的人都在想办法跳槽走人，听说市行跳走了一批科级干部又提了一批，你看到市行的快报了吗？上缴利润又是金融系统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