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王书玲带着老公到县政府门口来送开水，果然看见辛爹爹和三、四十个老弱病残的村民，每人配张凳子，已在大门口侧边整齐地坐成两排，迎候上班的政府官员。他们统一带遮阳帽，既为醒目以引路人注意，也挡九月的太阳，还各带干粮，准备从早坐到晚打持久战。在他们前面地上，用白布红字写着：“新东村民维权要求分滩到户，新东村民请愿要求领导接见”
韩红星被老婆强拉硬拽过来，知道她的心态是我出了丑又如何，老公同样对我好，因此只得硬着头皮陪她来，好在现场并没碰到自己熟悉的人，面子还不算丢到地。再看王书玲和他们都熟，掩饰着和大家打招呼。两口子原本怕有人扯出不该扯的话题，不过村民们都很善良，只将王书玲看得顺眼的优点拿出来夸，一来二去让她很快平和了心态，脸上有了真的笑。
很快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出面，询问相关情况。辛爹爹是这次请愿的组织者，代表全体村民向工作人员反映具体诉求，请求县领导按国家政策办事，为全体村民主持公道，将村民们该得的滩地分给大家。找辛爹爹谈话的工作人员只管问自己想要的信息，做完笔录进去汇报。
请愿的事情是这样的：农村在八十年代初已全面实行分田到户，这是没人敢违背的国策，可新东村只有滩涂没有田头，国家只规定分田到户，却没规定分滩到户，加上改革有个渐行渐近的过程，改革初期，每家每户的劳力要么在村集体的渔轮船上，要么在滩里护滩，大家还都有工分拿，年底根据工分数将船上的收成与滩里卖芦苇的收成公平分配给大家，每家每户还能领到柴、草、鱼等福利，因此当时也没人念着分滩到户。
随着改革的深入，村民们滩没分到手，但上集体渔轮船已不限于本村人，谁找到关系送了礼才能去，村民们也不再有工分、福利拿，各人家都失去了村里这个依靠，幸运的人家利用前几年鳗鱼苗市的疯狂发了财，也有强劳力、懂水性的人仍在船上吃香，但更多的村民，特别是老弱病残的群体已失去了生活来源，而村里每年卖芦苇的收入以及渔轮船上交的利润已归村里专享，与村民无关。
形成的结果是村民们失了生活来源，而整个村里的资源全由村干部分享，肥得这帮干部流油，招待镇里干部一顿早饭就敢几个村干部各打个几千块的代办条支账，想方设法将集体的钱瓜分。为此，村民们早就不满，曾经自发组织起来到到村里请愿、镇里请愿、县里请愿，要求分滩到户，让村民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可请愿到最后上面定性为闹事，理由是先将想解决的问题放一边，首先你程序不合法、方法不得当，找出若干的依据说村民违法，还将带头的、闹得凶的抓起来拘留，用这种方法化解矛盾。
这次请愿是由辛爹爹起头，他起这个头的原因也偶然：辛爹爹年过七旬，老人家为人正直，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培养出个优秀的儿子，做了省报社的社长。村里人知道这个官是厅级干部，但厅级干部到底有多大没人知道。
辛爹爹曾被儿子带到省城享福，可他适应不了大城市的生活，情愿在乡下老家颐养天年。辛爹爹是个衣食无忧的人，本并不关注分滩的事，只是以往参加过请愿的群众多心有不甘，知道他老人家有个儿子在外面做大干部，想通过这条路求得争取权益的法律依据。辛社长见家乡的父老乡亲维权，全力通过各种途径将国家在这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案例汇总后邮寄过来，得出的结论是群众要求分滩有法可依，属于正当维权。
辛爹爹也看到目前的现状：几千亩的滩涂名义上仍属集体，却只由几个村干部坐享其利，群众到上面去举报村干部贪赃枉法，却遇到官官相护。如今已变了年头，以前村干部做每件事首先得考虑能不能做，因为上有镇里的检查，下有村民的监督，没人敢贪腐。现在上面的官都靠下面的官巴结，下面搞混水上面才有鱼吃，而村民就是维护自身的权益还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因此没一个村干部不是大捞特捞，捞足的钱财只需拿出一部分来进贡上面便能保平安无事，有恃无恐便敢为所欲为，尽做出乱法胡行的事来，村民们敢怒不敢言，就是敢言也无处可言。
上次村民们请愿，根本没有哪个部门肯过问村民的具体诉求，只利用大家找不到政策依据、缺乏理论水平、更多的是情绪化倾诉，便用各种理由搪塞、欺骗、甚至拘留请愿的村民，竭力维护现状。而请愿村民多是那些希望从一亩三分地上寻得生存之道的贫困村民，结果不仅诉求得不到满足，还受到各种打压。见到这种状况，辛爹爹难免动恻隐之心，便将儿子寄来的材料送给村里陈书记看，期望村里能依法办事，落实分滩到户。
陈书记也知道辛爹爹有个做社长的儿子，不过钱赚得足的人便会目空一切，他只肯将动得了他、查得了他的人放在眼里，而社长再大也不屑一顾，何况分滩是断他财路！便嫌辛爹爹多管闲事：“我只认镇里的法、县里的法，其他什么法都是废纸一张，在我这里行不通！”
辛爹爹本是个修心养性的人，听了陈书记的表态也生出怒火：“我就不信有国法在还斗不过个地头蛇。”于是自愿起头，发动了这次请愿。
已有失败的教训，大家这次定出计划来请愿：到了政府门口不能大声喧哗，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