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能有如今局面，譬如种种新政，无论税务商事农事，可顺利实施，仔细说来流贼终归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然，与嬴翌的雷霆手段不无关联。
譬如税务之事，若无流贼肆虐，以河南中原之中的底蕴，扎堆的勋贵和大地主大商人，无论谁来，都很难将吃的住他们。
税务的问题，历朝历代以来积攒许多弊病，不是没有人认识到，早在多年以前，大明的一位顶顶大牛便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改革。那便是张居正。
一条鞭，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税。将种种苛捐杂税整合唯一，去掉繁杂税务之中许多可以做手脚的地方，将原本的特权阶级纳入税法当中，一则利民，二则利国，功莫大焉。
实际上嬴翌如今所行的税法，与张文忠公新法多有类似之处。
张居正新法改革是以其强力手腕、总领天下的地位，耗时十载强制推行。而嬴翌这里，则轻松太多。李闯祸害中原，百姓流离，但那些坐地户、土皇帝，也一并遭了灾。
二则嬴翌入开封之时，行霹雳手段，对残余的坐地户进行大清洗，杀的人头滚滚。
如此，方可保证新法实施的顺利。
万历时张居正改革，对日渐颓败的大明注入强心剂，但人走茶凉，人死政歇，张文忠公的新法在士绅地主的反对之下终归被废除，殊为令人叹息。
不过文忠公的新法虽好，却也有许多的没有解决的难题，比如所谓火耗。
总括赋、役，折以银两。但无论如何，都免除不了火耗这一环节。百姓将一应赋税折成银两上缴，因大多是散碎银子，官府收取之后需要进行熔炼，在熔炼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损耗——譬如本来收到一百两散碎银子，熔炼之后只剩下九十两。
这其中，就有做手脚的地方。
这是其一。
第二个火耗，便是长途运输税银的过程的消耗，也要折入其中。
这里面可以动手脚的余地更大。
或许本来从民间收取的一百两银子在去掉火耗之后，只剩下四五十两。这么大的缺口怎么办？
摊到百姓头上。
本来按照新法，百姓只需要交十两银子，摊上火耗，就需要交二十两甚至更多。
这是连张居正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说到底，还是时代所限，是社会生产力所限。
实际上有的是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取缔金银铜的货币地位，以纸币代之。
大明不是不曾发行过的宝钞，便是纸币。可惜纸币容易造假，存在的隐患更大。
这便是时代所限，无法解决造假的问题，便无法以纸币取代金银铜的货币地位。
而嬴翌所行税法，与新币直接挂钩，一刀斩去了所谓的火耗——嬴翌可以确定以及肯定，以金元合金制的新币，民间绝对无法熔炼。绝不可能像金银铜一样，用剪刀一剪就碎。
而且新币有发行大面额，最高一万钱的，也才巴掌大一块卡片而已，却相当于一百两银子。
新币的发行解决了火耗问题，在极大程度上摒除了官吏做手脚的隐患，加之河南的坐地虎、土皇帝被一扫而空，便是剩下的也慑于嬴翌的凶威而不得不接受，方使得嬴翌轻松将河南熔炼一新。
然而若放在其他的地方，比如江南，税法就难以推行。被张居正打压下去又复起而变得更加凶狠的特权阶级，绝无可能轻易伏低做小。
当然，嬴翌并不在乎。他的刀足够锋利。
嬴翌对河南的熔炼是全方位的，税法、商法只是其中之一，较之而言，对百姓的教化，重要性还在其上。
一则用这种手段可以打破千年以来形成的固有的知识特权，二则更是嬴翌大范围推行元炁方案的第一步。
士绅阶级，就是知识特权阶级。他们拥有的特权，根源在知识。而统治阶级由有识之士组成，特权便由此而来。
不过到了明末，社会逐渐变化，这一阶级，从较为纯粹的书香门第世家转化为商人与读书人的结合体。
商人用金钱去支持读书人，等到读书人登上高位，再反哺商人，从政策上去为他们打掩护，为他们取得好处。
明廷中所谓的党派，比如东林党，比如什么楚党、浙党、晋党什么的，都是这样的畸形毒瘤。
这个阶层的存在，一则垄断土地和知识，二则垄断商业，形成了一个趴在国家身上狠狠吸血的庞然大物。
明非亡于天灾，亦非亡于鞑虏，其衰败灭亡的根本，就是这个吸血虫。
原本的历史上，满清以屠刀和鲜血将这个阶层杀的支离破碎，杀的胆战心寒，以其奴隶之制，方才入主中原。
便可看出，这个毒瘤，并非没有解决之法。它是凶狠的，但又是软弱的。它的凶狠，针对软弱，面对暴强，它便只能伏低做小。
这是一个被金钱和利益腐蚀掉的阶层，所谓的资本阶级，便是这玩意儿。只有利，而无义。
无义者无骨。
当然，在当前这个变革激荡的时代，还不曾完全腐化。甲申国难之后，终归还是有殉国的读书人。却终于比不上宋亡时十万人蹈海而死的悲壮。
头皮痒、水太凉，无外如是。
要扭转，教化便是其一。却也不能因为商的恶略，而一刀切。用法去限制，用知识去教化，在顺从时代演变的前提下，有序的有义的去引导它方是正理。
国家和文明的存在，是针对整个民族的。人人如龙，方才是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