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我有位新朋友想要认识一下你。”这天，卢西亚诺忽然找到唐宁，神神秘秘的对他说道。
“你的新朋友？难道也是哪座城市的地下市长？”唐宁好奇的问道。
卢西亚诺摇摇头答道：“这位新朋友并不是我的同行，他是一名神父。”
“什么？神父？查理？我没听错吧？！”其实也难怪唐宁这么惊讶，因为虽然卢西亚诺这些人后世会被手下称之为教父，但事实上他们与宗教并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家伙现在怎么认识了一个神父？而且这个神父还想要认识自己？这简直太奇怪了。
看着唐宁这副惊讶的表情，卢西亚诺继续卖着关子说道：“其实这位神父我相信唐宁你也应该听说过他，他的名字跟我一样，只是姓氏不同罢了。”
“查理、查尔斯”唐宁低声念了两遍之后，忽然在脑海中闪出了一个名字，然后震惊的问道：“天啊，你说的该不会是查尔斯--库格林神父吧？”
卢西亚诺得意的说道：“没错，就是他，怎么样、我就说你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字吧。”
唐宁心道，这位库格林神父的名字我岂止是听说过他啊，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营销奇才啊，他做神父真是太浪费他的那一身本事了。
这位名叫库格林的神父是名加拿大人，大概四十多岁，身材高大、处世圆滑、衣冠楚楚，戴着一副眼镜，声音清亮如风琴。
在1926年，底特律人第一次听到了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那时三k党一把火将神父在底特律市郊罗亚尔奥克的教堂化为废墟（后来他竟对三k党特别宽容）。当地的广播电台主管大为震惊，建议神父在广播电台上接连讲道，呼吁民众慷慨解囊修建新教堂。1930年年底，库格林推出了《小花朵的金色时光》节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7个广播电台同时播出。另外，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6—7点，他还在地方广播电台穿插广播。他在各地都有众多未曾谋面的听众。他们不但能通过广播听到他言语瑰丽的描述和气势如虹的长篇大论，捐出一点儿钱，还能得到一件神圣的纪念品。
寄出钱后，他们会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刻着“小花朵广播社团”，同时还附有一封信：请接受这枚十字架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说过，这个纪念品碰触过真的十字架……基督的虔诚信徒查尔斯·e·库格林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函告悉。而这个时候他的听众已经达到了4500万人之多，要知道那会儿的美国一共才多少人啊，所以他又有广播神父之称。
库格林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个月后，平均每星期会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的捐款超过了两万美元。广播特别受欢迎时，来信甚至超过100万封，需要150个办事员清点钞票，备好零钱。
到了1933年，他成为全国收信最多的人。他的教堂也早已重建（雇用的是非工会的劳力）。教堂高7层，顶部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高大肃穆，整个罗亚尔奥克都能看到。到了晚上，炫目的灯光照在塔面的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只看见雕像底下刻着一个词：“仁爱”。
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仁爱受难塔让底特律人想起贮藏草料的筒仓”，于是受难塔设计师被叫作“筒仓查尔斯”。库格林严厉地还击说，《时代周刊》把耶稣受难纪念塔“说成是‘草料筒仓’，这是间接侮辱了基督，无可饶恕。由此说来，从耶稣那里得到精神食粮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岂不是像牲畜一样，以草料果腹？《时代周刊》登出这样言辞粗鄙的文章实在是对神明不恭”。
从仁爱受难塔望出去，耶稣一脸苦相看着这样的古怪场面——一个挂着“圣殿超级服务站”大招牌的汽车加油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热狗摊”。教堂里其他小贩叫卖的货品有：印有“筒仓查尔斯”照片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祷告”的十字架、《圣经》、反犹太册子和布鲁克林区《圣训报》。
小贩们还售卖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销量最大时，在美国2000个教堂有售）。来参观仁爱受难塔的人都要尽量安静——并不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而是怕打扰神父写每星期的布道词。神父坐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里，不停地抽着烟，身边是他的大丹犬。他的任务十分重大，参观者都很清楚这一点。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他是个争议人物与他解约，之后，他就依靠信徒赞助成立了自己的广播网，总共60多个广播电台。他的信徒数量庞大，在基督教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财富》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的观众人数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满洲博士》和艾德·温的还多。他每星期都收到大量的银币，数量之大，使他成为全国主要的白银投机商。因此，他在星期日的广播节目里把白银称为“基督教徒的金属”。他会接见听众，地位仿如教皇。
从操纵媒体的角度看，库格林的成功纯属他的个人功绩。他利用了美国鲜为人知的民族性：美国人的天真、对简单解决方案的渴望、爱好参加团队的情结、喜欢收集华而不实的东西的本性。如果神父再晚三十几年出生，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脱口秀主持人或者麦迪逊大道上一位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