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是个隆重的节日，全世界都在这天庆祝劳动节。唯一的区别在于，盟军国家的庆祝方式是满大街的示威游行队伍，而联军国家的则是开开心心地放假出游。
然而在苏联，同样是劳动节，今年却没了往年那样的欢乐气氛。因为今天是马克耶布卡的葬礼。
新闻访谈更夸张，各种人坐在大屏幕前，用崇敬的语气回忆他们最后一次见我时，我所做的表现。
几乎人人都能指出我最后一面时的确切地点和行为（有熟悉多年的，也有我不认识的），并补充：“他就这么站着——跟现在一模一样——他就这么在笑，我就有了一种异常的感觉——我当时就纳闷：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明白了。”
接着产生了新的争论：最后见到马克耶布卡同志的人是谁。许多人都想占据这一伤感的荣誉，但他们的证据，或多或少是被篡改的。
最明显的就是：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年轻的三次苏联英雄马克耶布卡同志括了“要继续建设社会主义阵营”，以及“洛马诺夫同志是优秀的领导人”。
其他的不提，最后一句是最大的假话。我可从没说过，在洛马诺夫手下作战是“无上的光荣”。
在参加“马克耶布卡生前事迹新闻访谈”的人当中，唯一比较诚实的人，应该是达夏了。当时的她一袭黑纱坐在摄像头前，一副无助的样子，如自言自语般讲述着：
“要是我当时能拉住他，让他晚一班飞机，该多好呀！可是现在，马克……连一点尸骨也不剩下了……要是能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他踏上绝路了。可他已不在人世，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说到这，她已经泣不成声了。
五月一日下午，所有电视台都开始直播“马克耶布卡同志的葬礼”。这是个宁静的劳动节，受邀人员纷纷聚拢来，在殡仪馆的大厅徘徊，低声交谈这件让人悲痛的事。
如果没记错，在这小小的烈士陵园殡仪馆，还没来过这么多人。
我还记得……上个月，我们就是在这里送走了维克多。现在它又要送走马克耶布卡……的衣冠了。
最后，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洛马诺夫和莫斯文克并排进来了，身后跟着达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官们和其他四个联军主要成员国的代表，格兰藏姆等风暴小组成员随后跟来，他们全都一身黑衣服。
会众全体起立，以注目礼致敬，直到这一行人在前排就座。又是一阵寂静，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偶尔传来压抑着的哭泣声。
主持人洛马诺夫为死去的我描绘一幅幅画面，说我是何等的优秀。他还列举了我生前的丰功伟绩，在座的一眼就能看出，这些事例是多么举世瞩目。他们不由伤心地回忆起，这些事发生时，被他们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毫不重视。
气氛越发悲伤，最后他们也开始哭哭啼啼，总理也抹起了眼泪。
所以当我在门廊里不小心发出一阵窸窣声时，是没人注意到的。
很快，门嘎吱一声打开了。总理抬起双眼一看，顿时傻眼了！
一双双眼睛顺着总理看过去，刹那间，所有的会众都站了起来。
我感觉到脸上一阵发烧，因为所有人——包括摄像机——都呆呆地望着我这个全世界都认为已经死了的人，沿着过道迈步走向讲台。
是的，刚才我就躲在没人的门廊里，观看着自己的葬礼演讲哩！
总理……我觉得，你的演技赛过三次好莱坞最佳男演员，杜根！
我一步步走向讲台，看着总理眼中的慌乱。看着他握紧右手，想从口袋里抽出一把枪，将我击毙。
他不知道，在解决了洛西娅之后，我得了一场重感冒，但在喀山，我幸运地遇到了鲍里斯。
——“太好了指挥官同志！您还活着！”当时他就激动地抱住我，兴奋地大叫，“达夏同志他们要是知道了，那该有多高兴……”
“不要……”我赶紧打断了鲍里斯，“我活着这件事……暂时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自有用意。”
鲍里斯以为，我隐瞒自己活着的消息是为了给达夏和格兰藏姆他们一个惊喜，所以一口答应了。
我在喀山待了半个月，半个月后病才好了。从萨卡卢加的卫星电话我得知，除了阿加利伯和洛西娅，其他人造神的都受了重伤。
（我在现场只看到了七个人造神：平壤的那六个，和被他们几个拖来的，愤愤不平的阿加利伯。）
病好了之后，我还特地关心了一下新闻，得知黑匣子已经找到了，根据黑匣子谈话内容的解析，是飞机零件故障导致的飞机失事。
当然，所有的新闻里都说没找到我，一致忽略了萨卡卢加活着。
我还记得四月十五日的下午。那天我坐在鲍里斯所住公寓楼窗边的桌前喝咖啡时，鲍里斯拿着一瓶伏特加进来。我示意他在旁边的位子上坐下，谢绝了他的对饮邀请。
“酒不仅能体现苏维埃人民的勇气，”鲍里斯笑着说，“而且多喝酒，多出汗，感冒好得更快。”
“不了……”我尴尬地笑了笑，回答道，“我感冒已经好了……”
“好了？”鲍里斯发出了惊讶的笑声，“太好了指挥官同志。我们可以启程，回莫斯科了吧？”
“可以是可以……”我轻轻回答道，“但我有个不错的想法……”
话音未落，床头柜旁边的电话已经响了。我抓住鲍里斯的手腕，在一张纸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