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三月中下旬，一切尘埃落定，朝廷大肆封赏抗虏功臣的旨意，终于到达了乌兰哈达山城，而此时，云集此地的孙承宗麾下各路大军，也已经到了粮草将尽的时候了。
于是，得封一等宁城伯世爵的孙承宗，秉承皇帝旨意，在乌兰哈达重新划定了喀喇沁诸部、库伦部以及多伦部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地盘，将西拉木伦河中下游两岸以及纳里特河以北大片草原，划给了这些站在大明朝一边的蒙古部落，在乌兰哈达城外的山上刻石记事之后，率领蓟镇边军和辽左边军启程回撤。
一路上，更是分配了蓟镇边军和辽左边军在蓟镇边外的防区，然后在各城、各堡分派一批批边军留守驻防。
就这样，一路南归，一路安排，直到回了热河堡，向赴任的热河巡抚马士英等一众文官武将交代了热河以及乌兰哈达等地区各项事务之后，他才放心归来。
对于这样的老臣，崇祯皇帝一向都是敬重有加，若其在西拉木伦河以北草原，伏击黄台吉回师辽东的建虏大军有功，那么封他一个侯爵，自是不会有什么吝啬。
这一次，孙承宗一行刚到京师，崇祯皇帝派到德胜门外专门迎接他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前侍从武官处掌事太监褚宪章，就接上了他，一行人乘着马车，快速来到了紫禁城的宫门外。
崇祯皇帝这么做，所要展示出来的，正是对孙承宗这位朝廷重臣的高度重视。
同时也是告诉京师朝堂上的各路大臣，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在当今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依旧非常重要。
当然也是告诉所有人，当今皇帝免去孙承宗的兵部尚书之位，并在李邦华这个晚辈都封了一等侯的情况下，只封孙承宗为一等伯，而且还是塞北名不见经传的宁城伯，并不是孙承宗地位下降的迹象。
就是在这次带着身边重臣接见孙承宗的时候，崇祯皇帝听完有关塞北情形的禀报之后，当即恩准并称赞了孙承宗对蓟北热河等地的一应驻防安排，然后对孙承宗等人说道：
“朕闻，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太祖高皇帝开国之初，定下卫所兵之，军户子弟平时耕种务农，战时抽调上阵，不费朝廷一钱一粮而兵非自足。诚良政也！
“然则，自太祖高皇帝设立卫所以来，大明朝兵制绵延至今，已近三百年矣！各地都司卫所，制度松弛、操练荒废、军纪败坏、兵不堪用，徒有卫所之名而无其实者，更不知凡几！
“朕亦知，此等事迁延至今，弊病丛生，积重难返，绝非卿等之过！然则，知其弊而改之，却正是朕与卿等之责啊！”
明朝中期以后，五军都督府以下各个都司卫所军备废弛的情况，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人不知道，而且孙承宗、徐光启、南居易这样的人物，在万历、泰昌、天启时期都还曾经上书议论过兵制的问题。
崇祯皇帝本人对卫所军备废弛非常不满这一点，在座的几个朝廷重臣也都心知肚明。
若非如此，崇祯皇帝之前就不会收拾世代把持着南北两京五军都督府的旧勋贵们了。
而且若不是对现在的卫所制度败坏的情况极端不满意，崇祯皇帝之前也不会在北直隶地区推行卫所改制，化军户为民籍，改卫所为州县了。
对此，一直力推朝廷编练新军的徐光启，以及亲自参与主持了北直隶边内卫所改制的孙承宗、南居益，都很清楚。
只是这一次大战过后，崇祯皇帝钦命在热河、宣府、大同、河中等新辟边外之地，重设都指挥使司的做法，又让几个人看不明白了。
此时，这几人见皇帝在接见孙承宗的这个场合，别的啥也不说，上来就又提出了这个卫所的问题，方知道皇帝的心思一以贯之，没有改变。
不过，这几人都是在大明朝的官场上浮浮沉沉多年的人物，而且与眼前这个崇祯皇帝也都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知道眼前这个皇帝从来都是谋定而后动，从不打无把握之仗，因此，在崇祯皇帝说出自己的真实打算之前，他们都不准备发言，万一站错了队呢？
所以，崇祯皇帝说完话，只见几个大臣眼观鼻鼻观心端坐在特赐给朝廷重臣的锦凳上沉思不语。
冷场了一会儿，不见有人说话，崇祯皇帝遂接着说道：“自来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兵制革新，牵一发而动全身，至于孰优孰劣，朕心中尚无定见。卿等皆老成谋国之人，朕今日提出此事，正欲卿等一同思之！”
崇祯皇帝说了这话，这几个人对皇帝的说法虽然将信将疑，但却不能再无动于衷下去了。
这个场合，本来是崇祯皇帝为召见孙承宗而来的，见众人不说话，于是孙承宗当先说道：
“陛下即位以来，朝廷锐意重武，先练新军，再定九边饷额，尔后裁汰冗员，迁改卫所，如此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方收今日陛下亲征御敌得胜之成效！
“以臣之见，国朝兵制前后因袭维持且近三百年，其弊病丛生诚如圣上所言！知其弊病而改之，诚然臣等之责也！然则，今日外患未除，内忧更有甚于兵制者！兵制革新之事，实急不得！”
孙承宗曾经经营宁锦防线多年，当然知道各地卫所已坏。
而且早在嘉靖年间，在沿海各地的抗倭战争之中，卫所制度就已经崩坏腐朽不可用了。
要不然，戚继光、俞大猷这些抗倭名将也不会弃卫所兵而不用，专门招募训练一支营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