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二月初三日，刚刚开衙办公的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就分别收到了来自内阁起草的圣旨。
崇祯皇帝在明发三法司的圣旨之中，正式将锦衣卫和东厂之前一直根据按照诏狱承办的晋商通虏资敌案，移交给朝廷的司法衙门。
原本暗流涌动的朝野舆情，也因此平息了下来。
山西巡抚张晓及一众山西官员的目光，以及京师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的目光，也全都一下子从锦衣卫和东厂的身上，转移和聚焦到了刑部等三法司的身上。
杀胡口、张家口等地晋商通敌卖国的事情，也随着这个案件正式进入朝廷的司法程序，而受到了京师朝堂乃至朝野上下的关注。
崇祯三年二月十二日上午，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带着大批锦衣卫人马，押解着范永斗、王登库等晋商通敌案的主犯并从犯一百二十七人，抵达了京师。
当日傍晚，根据崇祯皇帝此前的旨意，在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和东厂督公方正化的主持下，王国兴将这些人犯，与先期被押送京师东厂狱中的卖国晋商主犯从犯王大宇、靳良玉、梁嘉宾、田生兰等六十一人，一并移交到了刑部大牢之中。
只有宁完我这个重要的人证，仍然控制在锦衣卫的手中，被从太原城一同带到京师之后，就关押在了锦衣卫北镇抚司的大狱之中，继续拷问锦衣卫想知道的以及宁完我所知道的一切。
崇祯皇帝既然没有明确提起将宁完我交给三法司，那么王国兴等人也很乐意继续掌握着这个重要的人犯。
毕竟范永斗等人的众多罪证，都是宁完我提供的。
而且也正是因为锦衣卫将宁完我控制在了手中，所以范永斗等人才在被移交给锦衣卫的那一刻，就崩溃认罪了。
若是一起都交给了三法司，而范永斗等人临时又翻供，到时候锦衣卫可就难堪了。
毕竟三法司之中的那些官员，不管是刑部的、督察院的，还是大理寺刘宗周带出来的，对锦衣卫和东厂可都不怎么友好。
还好，这一次由于锦衣卫和东厂的前期工作做得极其的“充分”，移交犯人的时候，也珍而重之地移交了前期侦办审讯所得的一应证据。
各种账簿、口供一应俱全，包括当初范永奎、范三拔接受建虏伪官的官凭、令牌都被搜查了出来，一并移交给了三法司。
甚至连范永斗等主犯从犯签字画押之后的认罪书，也都一个不落，可以说，所有的证据链条都十分的“完美”。
这样一来，明知道皇帝什么心思的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也就乐得轻松省事了。
只在刑部衙门的大堂之上，将锦衣卫和东厂押解送来的所有人犯，匆匆过堂了一遍之后，就依据锦衣卫侦办的结论定了案：
范永斗、王登库等宣大山西商会八大家东主八人，为主犯，坐通虏事敌之罪，判斩立决。
范永奎、范三拔等晋商八大家东主从商子弟三十三人，为共犯，同坐通虏事敌之罪，判绞立决。
蒲州张氏、王氏等未在宣大山西商会八大家之列的六家东主及掌柜二十四人，以及范永斗等晋商八大家直系三代男丁共一百二十三人，皆为从犯，坐从通虏事敌之罪，判斩监候。
此外，此次罪涉通虏事敌而被逮之宣大山西商人十四家，主犯三族及上下三代之亲属女眷，以及列名其家的仆奴伙计从人等，属八大家者充军云贵总督府，属其他六家者充军瀛洲镇守府。
三法司领会崇祯皇帝的意图，根据锦衣卫和东厂提供的证据和口供，快刀斩乱麻地将晋商通虏事敌的这个案子定了下来。
在被移交给刑部的时候，范永斗等人心中还曾产生过幻想，特别是山西蒲州的张家人、王家人，他们想着从锦衣卫的手里，被送到了刑部，交给了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自己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过了一次堂，这件事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等到再有消息的时候，就已经是他们的死期了。
崇祯三年二月十五日，建极殿望日朝会。
刚过完年，重新开衙办公的各大衙门口主要官员们，齐聚建极殿中。
新年伊始，各部院还没有多少大事，所以这一次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皇帝交给三法司公开审理的晋商通虏事敌案上了。
朝会一开始，受命总领这次会审事务的内阁首辅李国镨，就首先出列向崇祯皇帝报告了三法司审理的这个结果。
这一次，崇祯皇帝虽然让内阁首辅李国镨总领三法司会审的事务，但是李国镨除了督促三法司尽快审定结案之外，基本上没有干预审理的过程，以及最后定案形成的结论。
这个结论，也已经经过内阁报送到了崇祯皇帝的手中，而崇祯皇帝拿到之后，一看差不多，虽然与离自己的预期有差距，但是差距并不大。
这也就意味着，督察院、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员们，这一次基本上站到了自己的这一边。
同时，第二天又正好是建极殿的望日朝会，所以崇祯皇帝也就没有再去找内阁和三法司的大臣们作最后的裁定。
崇祯皇帝的意思很简单，既然要把这件事情搞大，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之拿到建极殿的朝会上共议一番了。
李国镨宣读完了三法司审定的结论，高高坐在建极殿御座上的崇祯皇帝面无表情地看着下面肃立的大臣，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