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元年恩科会试主考官的问题上，朱大明并没有想太多，在他看来，徐光启身上的西学背景要比别人更适合来挑选自己想要的人才。
朱大明要的是经世致用之学，而不是如今翰林院中只会写文章谈道德的文人士大夫。
事实也证明，过去主持科举的都是正宗儒臣，其中不乏儒学宗师级的人物，但是挑选出来的进士们又有多少有用呢。
历史上这一科，是周延儒在主持，但是周延儒这个人，朱大明并不打算重用，所以不可能让他主持。
想到这里，朱大明接着说道：“至于武举的总裁官，就由孙爱卿来做，副总裁官由军机大臣李爱卿和英国公张惟贤一起来做。务必为朕选出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武进士。”
孙承宗、李邦华闻言，立刻躬身行礼领旨谢恩。能够成为科举的总裁官，是这些人自打考进士当官开始就有过的梦想，只是很少有人能够美梦成真罢了。
看徐光启、孙承宗、李邦华都有些小小的兴奋，朱大明接着说道：“主持科举，不管是听着光鲜，也意味着莫大的责任。诸位爱卿既然领旨，就要尽到责任。八股取士是朝廷的规矩，但是朕以为，这次恩科要注重选取经世致用之才，经义上的功夫当然要看，但策论的地位更要提升，若是策论不行，不能选取，若是经义上差点，而策论可以，那就不必纠结于经义。”
徐光启听了赶紧领旨，这也是他多少年的想法，自然没有赞同的道理。
接着，朱大明又说道：“凡天下举人，皆可赴京参加会试，若是因为家贫而不能赴京应试，天下各州府学官皆有义务接济，一应差旅开销，都有官府支应，不得使任何一个有志于报效朝廷的举子，因家贫而错失良机。往年会试，朝廷录取多在三百位以内，本次既然称为恩科，朕决意取够五百之数，不使任何一个可用之才，流落朝廷体制之外。”
明朝末年，的确有不少文人从贼，投靠李自成或者张献忠，为其设官职、安百姓，但是其中功名最高的也多是举人，比如牛金星、李岩，很少有进士投贼，至少在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之前，很少有真正的进士投靠李自成。
因为一个人读书读到了进士，总体上就是大明朝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是统治阶级也不为过。这样的投靠新朝又能得到什么。何况读书读到了进士及第，儒家的忠孝节义基本上都是深入骨髓了，都会成为现行体制最自觉最坚定的维护者。
当然了，到了满清入关，明朝大势已去的时候，文人进士投降满清，则又另当别论了。目前朱大明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天下英才笼络到朝廷这边来，即便是一时半会用不上，也不能让他们最后走向朝廷的对立面，帮助流贼去造自己的反。
比如牛金星这样的人，本来是天启七年的新科举人，后来考进士没考上，又没有当上官，所以只好在老家宝丰开个私塾，教授学生，到崇祯十年的时候，因为得罪了一个地方小官，最后竟然被夺去了举人的功名，还被充军到卢氏，充军三年，吃尽了苦头。
到了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带着农民军躲进了豫陕交界地区的卢氏山中，被剥夺了举人功名的牛金星很自然地就成了大明朝的反对者，卢氏的官军都逃了，何况他这个充军过来的罪犯，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奔了农民军，很快帮着李自成摆脱了流寇的做法，建立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大顺政权。
如果牛金星考上了进士，他还会去投奔李自成吗？或者哪怕是没有被剥夺举人功名，他对大明朝廷也不会失望到绝望的地步。
当然了，有人会说，这种原本考不上进士的人，你让他考上近进士了，那不是对科举制度的不尊重吗？这话貌似有道理。但是每次科举录取二百多将近三百个进士，其中没有什么用的无能之辈至少占一半。
再说了，如果大明朝都灭亡了，朱大明要那些文章写得花团锦簇的进士又有什么用呢。或许多招二百人也不一定能把牛金星、李岩这样的人招进来，但那不是朱大明考虑的问题了。
不管怎么样，多招二百人，朱大明至少多了二百个天然的盟友和追随者，或许其中还有一些可用之才呢，比如说后世大名鼎鼎的宋应星，万历四十三年就高中举人了，接下来的十多年间五次进京赶考，次次落榜，最后不得已以举人的身份，做了江西一个县的教谕。
就在崇祯元年，也就是明年，公元一六二八年，宋应星和他的哥哥宋应升一起，参加了他一生中五次失败会试中的第四次，也是第四次失败。
当然了，这个时空中，朱大明不会让他失败。如果多取的二百人之中，哪怕只有宋应星一个有用的，那也值了。
四位阁臣皆是十年寒窗出身，自然知道考上进士对一个文人士子来说有多重要。皇帝愿意多录，对天下士林来说，这绝对是崇祯元年最大的善政。既然如此，谁又愿意反对，谁又敢于反对呢。
在四位阁臣的称颂之声中，朱大明接着说道：“武举也是一样。朝廷重开武举的旨意，也要在改元的大典上公布。京营及九边各镇，自士卒至官佐，由各镇监军御史先行遴选，通过遴选后皆可进京应试，五军都督府考试先取三百人，皆授武举人出身，武会试由军机处会同兵部负责，选取二百人，皆授武进士出身。在籍士卒武官，南北直隶和天下各省要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