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领旨负责整顿盐务的钦差巡盐御史鹿善继，通过锦衣卫传回来了第一封密折。
鹿善继一行人虽然最终是前往两淮、两浙方向去的，但如今天下盐务都归他管，路经河北沧州的长芦盐运使司衙门，自然没有过而不入的道理。
长芦盐运司负责河北、天津，直至与山东半岛接壤的全部沿海盐场，与南方沿海的所有盐场一样，以盛产优质海盐著称。
其中最大的一个盐场，就是位于天津的塘沽盐场，后世年产海盐百万吨，即使在明代产量低，也达到了年产海盐五百万斤的规模，如今供应大明北方的食盐，就是以长芦盐场为主。
长芦盐运使司，最早是洪武年间设立，当时的治所设在天津，后来到了永乐年间，治所又迁到了河北沧州的长芦镇。
鹿善继一行出了北京，就绕过天津，直奔长芦盐运司辖内、沿着渤海海岸分布的汉沽、塘沽、长芦、大清河等地盐场，微服走访滩户灶户了解盐务的实情。
鹿善继对皇帝的心思很了解，所以巡查盐务的目的，主要就是除旧立新，为重新施行开中制，扫清一切人事和制度障碍，说白了还是杀贪官、抄脏银的套路，只不过要在这个过程中把新的规矩立起来罢了。
盐运司的官，不管在哪朝哪代都是肥缺，朝廷厉行开中制的时候，盐场官办，盐运司衙门的人可以监守自盗，要么通过盘剥盐场灶户，比如克扣盐场灶户的工钱、截留盐场上交的食盐，要么通过收取盐商的贿赂，吃盐商的回扣等途径，损公肥私发家致富。
开中制废除后，这些人则通过超额收取盐场盐税，压榨各地盐场获取收入。
至于每年上交的盐税，过去是给户部，后来则是交到内库，沿海从北往南七个盐运使司衙门，每年上交的盐税银子却不到二十万两。
与此同时，天下盐价居高不下，结果是皇帝背着贪财的黑锅，而这些盐官们却捞着大量的实惠。这就是盐务的现状。
鹿善继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也不是要把那些已经转归民营的盐场重新收归官办，毕竟要把所有盐场收归官办，也需要大量的银子来赎买，这是朱大明目前做不到的。
当然了，若是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直接颁布一道圣旨，将天下盐场全部强行收为官办，估计也能推行下去，但是这么干的话，引起的反弹可就大了，皇帝的名声也就全完了。
而鹿善继建议的办法则是掌握食盐，只要食盐专卖的制度立起来了，执行好了，至于盐场到底是官办还是民营，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而要掌握食盐，把食盐专卖的制度立起来，就必须以官方定价，收购所有盐场出产的食盐，由朝廷设置的盐运司衙门统一批发给各地的盐商，不许盐场直接卖给盐商。
对盐商则采取许可制，通过发放执照来征收盐税，通过给予盐引来调控配额。
这样一来，盐商想要拿到较大数量配额的食盐，就只能听从朝廷的招呼，或者以相对高价直接购买，或者以运粮到九边换取可以免征盐税的盐引，如此一来开中制就能够继续推行了。
而且朝廷统一收购的食盐，也可以通过批发给相应地区中小盐商零售的方式，调控市场上的盐价，不至于让老百姓吃不上盐。
这样的政策，当然有疏漏之处，对盐场和盐商可能也不公平，但是朱大明如今考虑的，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通过食盐专卖制度，让盐场和盐商能够更好地为朝廷所用的问题。
事实上，开中制并不是明朝的时候才有的，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广泛施行了，宋太宗赵光义的时候，为了鼓励商人运粮到西北边境，就开始施行盐引制度，商人将若干粮草运至边关，可以得到一张盐引，凭借这张盐引到指定盐场，可以领取一引盐，然后凭引贩卖获利。没有盐引，那就是私盐，而贩私盐在历代都是重罪。
这个制度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有了改变，商人可以直接花钱向朝廷购买盐引，但是此时的盐引不是领盐的凭证，而是购盐的凭证，有了盐引才可以购买和销售食盐。
这个时期，盐引成了商人经营盐业的凭证，通过购买盐引获得经营盐业的许可，而且在商人之间还可以相互转让。
到了明朝，一开始为了消弭北方边患，鼓励商人运粮到北部边境，采取的是宋太宗时的做法。
到了后来北元彻底衰落，朝廷对长城以外的异族采取羁縻政策，开中法随之被废，朝廷对待盐务就采取了宋仁宗时的做法，直接出售盐引，有了盐引才有运输和贩卖食盐的资格，朝廷则在出售盐引的同时，对盐场和盐商征收盐课，也就是盐税。
由于发售盐引已经收取了银子，所以朝廷定的盐税并不高，三十税一。
跟后世比，这个税率简直低到令人发指，就这样一些盐商还是不知足，勾结盐官、盐场一起偷税漏税。
最可恨的则是，万历后期盐引由户部发售改为内廷发售以后，滥发盐引的问题日益严重。
特别是到了天启年间，辽东边患越来越严重，发售的盐引原来越多、越来越低廉，而盐引的有效期也是越来越长了，有的甚至长达五十年。
这些做法属于典型的杀鸡取卵、寅吃卯粮，一点也不给后人留余地。
到了崇祯登极的时候，盐政问题已经集中难返，而崇祯又是个好面子的皇帝，对万历晚期以及天启年间超额超期发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