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了五月，整个大明朝的天下依然纷乱如麻，西北的干旱与动乱依旧没有任何消减和缓解的迹象，而西南的奢安之乱，也仍然处在勠力平定的僵持阶段。
东南稍好了一点，浙江的屠阿丑之乱平定之后，蔡懋德带着凌濛初以及张存仁麾下的部分兵马，依然奔波在浙西山区，准备把各个山头之上的大小毛贼全数剿灭。
屠阿丑改名为屠永忠，成为凌濛初麾下乡兵的一名指挥，跟着蔡懋德和凌濛初奔波在各个浙西山头剿匪前线。
而郑芝龙也带着麾下的水师船队主力两万多人，也已经进驻到了东番岛上的笨港大本营。
郑芝龙在笨港登陆之后，很快兵分两路，一路偏师由郑彩、何斌等人率领，兵进淡水，防备东番岛北部鸡笼港附近圣萨尔瓦多城特别是圣多明戈堡的西班牙人。
另一路，郑芝龙亲领主力南下东番卫萧垅千户所，募民增筑城池，防范占领了东番岛南部的荷兰红毛鬼子。
随着归附朝廷的时间已满一年，如今的郑芝龙也已经不再避讳在给朝廷的奏报之中谈及东番岛上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了。
这些之前被其当作隐忧避而不谈的情况，如今已经也成为了他向朝廷争取火枪火炮等军备物资的理由，开始时不时地被他当作对于大明东南沿海的威胁，而上书朝廷公开渲染了。
不过对于郑芝龙以及帮着郑芝龙上书大谈特谈海上威胁的蔡善继、洪云蒸等闽粤官员，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是持支持态度的，乐见他们在朝廷上下渲染西班牙人或者荷兰人对大明东南的海上威胁。
因为，泰西诸国对东南沿海的海上威胁，虽然目前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大，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总有一天，大明的官军水师要与这些西洋红毛夷在海上一较长短，与其到时候辛苦动员，不如现在就开始让朝臣们惊醒起来，为将来大兴水师提前造好朝野之间的舆论氛围。
东南沿海虽然也是一片纷乱，但与西北、西南相比却没有那么急迫，即便是与辽东以及东江镇面临的形势相比，也要好上不少。
至少目前来看，东南沿海的外部纷扰，暂时都可以推给利益攸关的郑氏集团去应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在崇祯皇帝实在是没有太多的精力、财力和兵力投放到东南的海防事务之上。
历史上崇祯二年的十月，后金天聪汗黄台吉就会率领十几万军队绕道蒙古，从蓟镇破边而入了。
如今已经进入了五月，崇祯皇帝必须把北京朝廷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北部边防之上。
虽然现在的东江镇，比历史上的东江镇要强大的多了，不仅兵力比原本雄厚，装备比原本精良，而且粮草弹药的补给也比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要充足得多，但是就算是如此，崇祯皇帝也不敢断定，建虏还会不会因此就放弃绕道南下进攻大明京师。
历史上，建虏后金国绕道蒙古南下进攻大明的背景，不光是毛文龙死了以后，东江镇威胁的消除，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后金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
刘兴祚兄弟叛逃之后，后金国的女真贵族们对待治下的汉人态度恶化，大量汉人包衣农奴从后金的境内逃往朝鲜，逃往登莱，使得后金国在接下来的一年之中，粮食大量减产，商贸百工凋敝，之前主要依靠渔猎为生的女真人，虽然也懂耕种，但是相比起来，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们更喜欢的做法是抢掠。
因此可以说，经济上的困难，是黄台吉在崇祯二年十月，也就是天聪三年十月带领后金军队大举南下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个因素，到了这一时空之中的这个时候，并没有消除，甚至可以说，如今后金国内的经济困难不仅没有任何的好转，而且随着攻打东江镇的失败，刘氏兄弟的叛离，以及朝鲜的重归大明，还进一步地加剧和恶化了。
如果春天以来，后金国军队没有从他们的北方野人女真等各个未归附的部族那里，抢掠到足够的人口和财富，那么南下抢掠大明，仍然会是他们的一个必然选择。
与历史上相比，如今东江镇变了，朝鲜半岛的形势也变了，但是建虏国内的经济困难没有变，这个没有改变的东西，却又正是影响建虏南下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即使东江镇对建虏后金国后路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但是建虏依然有可能在秋冬季节女真和蒙古人生活最艰难的时间段里，率众南下抢掠大明。
这就是这段时间以来，崇祯皇帝综合了各种情报之后，对东北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后金国的北方，生活着大量的野人女真部落，以及布里亚特人、赫哲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雅库特人等等或者游牧或渔猎的部落。
这些大大小小的各种北方部落，有的出身于蒙古人种，有的出身于通古斯种，虽然地域广大、部落众多，但却是一个比一个更穷困，建虏征服这些部落之后，除了能从其中获得大量骁勇善战的成年男子之外，得不到多少他们所需要的其他财富，比如食盐、茶叶、粮食、布匹等东西。
而且他们从这些北方部落所能掠夺而来的财物，比如毛皮、东珠、鹿茸等等，也需要想进办法卖到大明来，所以南下进攻大明，对后金国的生存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很难解开的死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就是后金进一步稳定东蒙古诸部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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