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与几位重臣又商议了一番，然后由侍立在一边当值的内阁中书舍人吕大器和军机舍人牛聚明等人执笔，将皇帝和众臣议定的内容，条分缕析地写成一份份圣旨。
这些在文华殿或者武英殿当值的中书舍人们，只要皇帝召见大臣，就必须跟在左右，但凡皇帝对臣子说了什么话，都要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其中有一份叫作起居注的，更是详细得不得了，皇帝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或者说了什么话，包括其喜怒哀乐，都会被认真地记录下来。
所以明朝的皇帝当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除非你完全不在乎你身后的名声和形象，还有大臣们潮水一般涌来的谏言，比如明武宗正德皇帝那样的。
中书舍人们起草完了圣旨，先是交给在座的几位大臣过目，没问题了以后，再呈给皇帝御览，皇帝认可之后，即可到司礼监用印用玺，经过内阁副署之后，就成了朝廷的决策。
这一次，所有的圣旨内容，几乎都是皇帝口授，中书舍人们不过是润色成文而已，所以到了诸位大臣的手上，没有任何改动，很快就到了皇帝的眼前。
这次的圣旨，一共是三份，第一份是给内阁的，第二份给京营的，还有一份则是给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的。
给内阁的圣旨，大意是说，成国公朱纯臣掌管左军都督府及提督京师五军营期间，虚报冒领军饷、兼并占役军屯等罪行严重，如今成国公朱纯臣畏罪自杀，成国公府的国公封爵剥夺，原成国公府上下人等，交由刑部、大理寺和督察院三法司参照前例，会审，限三日之内依大明律审结完毕。
随同交给三法司的，还有御前侍从武官刘廷杰、贺赞等人在居庸关时得到的那些或真或假、或实或虚的一些口述罪证，这些罪证都是从守关士卒口中获取的，几乎全都是关于京师部分勋贵兼并占役的情况。
给京营的圣旨，大意是原成国公朱纯臣畏罪自杀，现已除爵，免去其在京师五军营提督勋臣一职，五军营提督勋臣职务由宣城伯卫时泰接任。
同时，免去襄城伯李国祯京师三千营提督勋臣职务，该职务由惠安伯张庆臻接任。
之所以在京师数十位侯伯勋贵之中，选中这个卫时泰和张庆臻，完全是因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知道这两个人的为人。
正所谓时穷节乃现，板荡见忠臣。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京城里的绝大多数国公、侯爷等勋贵，都选择了投降投效，只有区区数人自发组织抵抗，并且在得知崇祯皇帝殉国之后自杀殉节。
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深夜，选择自杀殉节的勋贵并不多，但其中就有时年五十来岁的宣城伯卫时泰和时年将近六十岁的惠安伯张庆臻。
当时卫时泰做主的宣城伯府，是阖家自缢尽节，无一遗者。
而张庆臻的惠安伯府，则是阖家自焚殉节，同样无一遗者。
这样的人，先不说他们的能力怎么样，至少在忠肝义胆和血性气节上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这两份圣旨，剩下的一份，是给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的，大意则是说，免去原成国公朱纯臣左军都督府左都督的职务，该职务由新建伯王先通接任；免去襄城伯李国祯前军都督府左都督职务，该职务由宁远伯李尊祖接任。
新建伯王先通不必说了，是内圣外王第一人王阳明之后，李自成率领大军入城之后，其他勋贵纷纷投降，而新建伯王先通誓死不降，最后被闯军杀了祭旗。
至于宁远伯李尊祖，则是名将李成梁之后，也是在闯军入城之后坚持不降而被杀掉的。
这两个人因为其祖先曾有大功于大明朝廷，而且在士林和士卒之中都算是颇有声望，所以把他们放到这个位置上，也能收拾一下军心民心。
这几道圣旨很快就公开下发了。
而随着这几道圣旨的公开下发，京师勋贵圈中暗流涌动的局面瞬时平静下来不少。
崇祯皇帝剥夺了成国公府的爵位，免除了成国公府的世职，同时还将成国公府上下交由三法司会审定罪，固然出乎意料地严厉，但是此时成国公畏罪自杀的原因也已经在京师勋贵圈中私下传开了。
他们都知道了原来成国公畏罪自杀的“真正内幕”，所以一时之间不少人放心了不少。
另外一个让他们放心的是，被攻讦攀咬出来的成国公都死了，而襄城伯李国祯却还好端端地关押着，只是免除了世职，连襄城伯的世爵都还留着呢。
这让许多人认为，皇帝大肆发作成国公府，主要是因为成国公朱纯臣自己口无遮拦、非议主上，实在是罪有应得，而他们这些勋贵世家，不过是被成国公府牵连了而已。
所以，一时之间，京师倒是平静下来了。
然而，这些勋贵武臣们的想法错了，特别是其中的几家，很快就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
崇祯皇帝的那几道圣旨平淡无奇，但却成功分化了京师的勋贵圈子，同时也暂时安抚了部分勋贵的心。
利用短暂的间歇期，崇祯皇帝分别召见了已经领旨，即将上任的宣城伯卫时泰、惠安伯张庆臻、新建伯王先通和宁远伯李尊祖，并向他们交代了一番上任之后的注意事项。
这几人虽然都是功臣勋贵之后，但却是京师勋贵世家之中一直不怎么受重视的几个。
因为不受皇帝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