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新晋随堂太监王坤,冒冒失失地在皇帝面前提了一次建议。
他本以为这是投皇帝之所好,而且在他看来,这也是一次获得崇祯皇帝器重与赏识的机会。
但却没有料到,崇祯皇帝不仅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建议,而且看起来还相当反感这个建议。
这一点,直让王坤心里后悔不跌,知道自己还是没能沉住气,这一次怕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了。
不过崇祯皇帝的心思如此难以琢磨,倒也给这个后世以阴险狡诈而著称的太监,提前敲响了警钟,让他知道,他过去习惯的那一套做法,在崇祯皇帝面前并无作用。
且说这次春闱期间,崇祯皇帝最后一次亲自前往贡院考场的念头,因为这个太监王坤的自以为是,而打消了,但是他对这次春闱的关注,却并未受到影响。
由朝廷礼部每三年举办一次的贡院会试,历来都是大明朝选拔天下官员的所谓抡才大典。
会试之后,那些被选中的贡士们,或者说准进士们,除非在殿试之前犯下了什么大逆不道之罪,否则在接下来的殿试之中,是不会被皇帝淘汰掉的。
所以,只要通过了会试,能够成为贡士,就注定要成为大明朝朝廷或者地方的官员和准官员。
对于这样一群将来要为自己效力的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群体,崇祯皇帝也不可能不重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于明末的科举制度自然有着许多不同的想法,比如八股文的问题,比如死读书的问题,比如缺乏各种科学知识的问题,等等,他都想做出某些改变。
但是,他的所有想法,不管是改革科举的内容,还是改革科举的形式,都只能留待将来和以后慢慢去做。
因为他很清楚,科举制度几乎涉及到了大明朝上下所有读书人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的禁区。
在你没有树立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当你还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绝对不能轻易去否定它。
而且,在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眼中,持续存在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并不是非改不可,更不是他应付眼前局面的当务之急,完全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比如说,留待消灭了建虏这个威胁之后,再着手调整不迟。
因为,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崇祯皇帝也就有了可以改革科举制度的绝对权威了。
就在崇祯皇帝的默默关注之中,崇祯四年的春闱结果,顺利出炉了。
这一次的春闱,从崇祯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清早卯时下场,期间历经了三场考试,累计九天的时间,直到崇祯四年三月二十九下午申时三刻,方才真正宣告结束。
原本的历史上,崇祯四年的春闱录取了三百四十九名进士,其中一甲三名,二甲共计六十七名,三甲共计二百七十九名。
这一世,崇祯四年的春闱自是大为不同。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招录的名额上面,继续延续了元年恩科的思路,依然放宽了录取的门槛。
而且之前,崇祯皇帝在恩准朝鲜士子加入北榜录取的同时,为了安抚大明朝的北方士子之心,又为北榜增加了十个名额。
这样算下了,崇祯四年春闱录取的名额,将达到了创纪录的五百一十个,注定了会成为大明朝建立以来,截至目前,贡士录取人数最多的一科。
这一点,当然也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一贯套路。
在他看来,大明朝的读书人们,其实并不是很难对付,只要给他们官做,他们就会老实听话。
因此,对皇帝来说,要想把读书人这个群体,或者说把更多的士大夫群体,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之上,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将读书人中的英才人物,尽可能多地拉拢到大明朝的官僚体制之中来。
就像当年将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等人提前了好几年招录为进士的做法一样,这一次,崇祯皇帝还是这样的打算。
因为这样的人物,比如说张溥、吴伟业、夏允彝这样的人物,把他们弄到大明朝的官僚队伍之中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摆布。
比如说,让张溥去朝鲜常驻,让吴伟业到琉球常驻,还有让夏允彝到云贵去任职,以及让史可法到山西去任职等等。
让他们去,他们就得去,而且不去还不行,真要是宁肯辞官也不去,那可不光是抗旨这一条罪名了。
对他们来说,最致命的恰恰还是违背了他们自己到处公开张扬和传播的东林信条。
这些人在民间的时候,总是召集书生聚会,议论朝政,指摘朝政得失,认为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说来说去好像就他们行。
那么现在给了你施政的机会,给了你治理地方的机会,若是你不去,或者去了干不好,你还有什么脸面有什么底气,再去对大明京师的朝政得失指手画脚?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早点把这些人弄到体制内,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任职,用繁琐的政务将他们牢牢捆住,分散他们的联系,消耗他们的精力,让他们没有时间天天无病呻吟,可比留着他们在地方上乱发议论,要好得多了。
对于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些爱发议论的读书人做出了让步,而实际上却简简单单的一招以退为进。
这样做的效果,如今已经显现出来了。
至少,历史上崇祯四年的时候,在江南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复社,现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