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
“华北王”宋哲元躺坐在树荫下，听着满园刺耳的蝉鸣声，心头格外烦躁。
如今的宋哲元呼风唤雨，身兼河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三大要职。
华北主要的盐税和关税，都是宋哲元派人去收，简直富得流油。
但宋哲元很不开心，他必须讨好东北系，拉拢旧军阀和汉奸，还要抵制中央政府，敷衍日本关东军，同时要结交韩复榘、阎锡山等北伐实力派。偏偏宋哲元骨子里是个军人，他不懂得长袖善舞，复杂的华北局势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团永远理不清的乱麻。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宋哲元不知道该咋办，他看不到自己的明天。
老蒋是不容他的，冯玉祥也是不容他的，日本人倒是想容他，但宋哲元不敢接受啊。威风凛凛的华北王，此刻其实是困守华北，稍不注意就要被万箭穿心。
于是乎，宋哲元变成了鸵鸟，整天藏起来不敢见人，尤其是日本人和南京派来的人。
警卫员跑来通报：“委员长，矢原医生来了。”
“不见，不见，日本人没安好心。”宋哲元烦躁地挥手。
“那我挡回去？”警卫员问。
“等等！”
宋哲元突然把警卫员喊住，烦闷地说：“他娘的，一个月来了四回，这次推了下次还来。让他进来吧！”
矢原谦吉背着个药箱，微笑着走到院中：“宋委员长，听说你染病不起，我特意来为你诊治。”
“想咋整，你看着办吧。”宋哲元坐起来说。
中国人把宋哲元称为“华北王”，但日本人却给他起了另一个外号多愁善病的宋委员长。
这个外号的来历很有意思，宋哲元对付日本人的态度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对日方针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日本人经常来找他交涉，宋哲元能躲就躲，除了“回老家扫墓”、“外出巡查”外，最常用的借口就是“心火南降，耳鸣不停”。
一个月的时间，宋哲元至少有半个月在犯“心脏病”。
矢原谦吉用听诊器做了一番检查，惊讶地说：“宋委员长，你的血压不稳，心律也很乱，确实需要静养。这样，我给你开一些药品，都是当今最先进的好药。”
药箱里拿出来好几瓶，矢原谦吉告之了用量用法，又叮嘱宋哲元平时如何保养，这才态度恭敬地离开。
宋哲元一脚把那些药瓶踢翻，喊道：“来人啦，把这些药都给老子扔茅坑里。狗x的小日本儿想来害我，做梦！”
警卫员抱着西药小心翼翼离开，侍从秘书随即进来：“委员长，天津有消息。”
宋哲元抢过电报纸，只看了一眼，就气得大骂：“张自忠是要造反啊！”
侍从秘书不敢吱声，眼观鼻，鼻观心，静静等候指示。
气了好一阵子，宋哲元终于挥手说：“算了，算了，随他吧，爱干嘛干嘛。”
宋哲元的华北势力不仅外敌环伺，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当初张学良收编宋哲元的部队，实际掌兵者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和刘汝明四人。他们私下商定，如果部队以后有所发展，宋哲元永远是长官，并要按照张、冯、赵、刘的顺序依次升官。
现在势力越做越大，宋哲元已经快压不住这四人了。
就在前两个月，张自忠跟宋哲元的心腹幕僚萧振瀛闹起来。宋哲元对张自忠深为忌惮，只好免去萧振瀛的天津市长职务，改任张自忠为天津市长。
如今张自忠已经正式就任，一去天津立马动手，把地方政府要员换了好几个，其中不乏宋哲元的心腹。
天津的地位很重要，控制着华北地区大半财源。
张自忠现在玩的这一出，意味着宋哲元开始对军队失控。不仅如此，按照他们原来的约定，张自忠升官以后，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三人也要跟着升官。
很有可能，宋哲元手下的四大将领是在联手做戏。
宋哲元冷静下来，对侍从秘书说：“传我命令，升任冯治安为河北省主席，升任刘汝明为察哈尔省主席。赵登禹……赵登禹让他先等等，没有合适的大官儿给他做！”
这是在给四个手下划地盘，张自忠要天津，冯治安要河北，刘汝明要察哈尔。
宋哲元手里的地盘就这么多，北平是肯定不能给的，由他的心腹爱将秦德纯掌控。赵登禹的实力最弱，只能自认倒霉，继续驻守在北平城外喝风。
妥妥的旧军阀作风，老大吃肉，弟兄们分汤。如果老大不肯分汤，那弟兄们就要站出来，搞些事情逼着老大分汤。
这也是宋哲元不敢做汉奸的根本原因，他手下四大将领全是“顽固抗日派”。只要宋哲元稍微透露出投日的迹象，分分钟就要被部下教做人。
张自忠和赵登禹，那都是战死在抗日沙场的热血男儿。
说实话，萧振瀛能力还不错，担任天津市长期间做了很多实事儿，堪称政绩斐然。但为了安抚张自忠，宋哲元只能把这位心腹幕僚撤职，打发去国外旅游考察。
这就是此时中国的情况，全国乱成一片，各个地方势力也乱七八糟。
侍从秘书接到任职命令后没走，而是犹豫着拿出一份报纸，说道：“委员长，这是今天的《大公报》，有关于你的文章。”
“不看不看，”宋哲元心烦意乱地说，“《大公报》就会挑事，看了头疼。”
侍从秘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