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家人相聚互相舔舐伤口的第二天，又有一桩祸事降临了，虽然不是降在他们这一家身上，但是也与他们息息相关。
是张赓出了事，而这件事张昭华居然是知道的。
洪武十五年，张赓代替父亲押夏税去归德州的时候，恰逢州长五十五大寿，这位州长指使他和宁陵县另外一位押送粮食的粮长科敛，摊派到各家各户，给立了个名儿叫“口食钱”，收了钱的州长不久之后就调任外地去了，没想十二年之后，这件事被与他有嫌隙的另一名官员察觉出端倪，然后捅了出来。
这件事张昭华知之甚详，她在粮长家窗户外面听了个一清二楚。她记得当时张赓说自己并没有敢摊派，而是盘出去了一家铺子，凑了八百贯交了上去，但是宁陵县的那一位粮长，是摊派到辖地的。
但是此案既然发了出来，这个州长的政敌要把他搞倒，谁还在乎张赓是否清白，张赓只是城门失火被殃及的池鱼罢了，他的长官既然已经定了罪，张赓就是申诉也不会有人查证了。
张赓被衙役带走之后，李氏就亡魂丧胆了。因为国朝用的是重典，在刑罚上是采取连坐制度的，张赓本来就是代父交粮，此时的粮长制度是世袭的，父亲是粮长，儿子也会是粮长。张从叔的长子张继在国子监，现在任职助教，自然不可能回去继承粮长的位置；次子张赓理所当然可以代替行使粮长职责。
所以张赓出事，粮长首当其冲也要问罪；那在国子监当助教的张继自然也要被质疑，轻者赶出国子监，重者说不定也要入狱问罪。
果然不过三两天的时候，就有官差衙役上门，开始抄点张继的宅院了。李氏不愧是南京大家族出身的女人，在张赓被捉走的那一天，就让张昭华带着王氏他们出去，另寻地方住——说是为免牵连。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又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昭华算是知晓了，道理果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她们自顾不暇，自己的祸事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更是帮不了别人的忙。
南京五月正是梅子时节，阴雨连天，张昭华几个奔波找寻暂时的住处，俱都生了病，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宅——幸而有好心人提醒，说天禧寺有客舍可借住，专门救济无家可归之人，张昭华去问，果然如此，只需每日抄经书千字虔心供于佛前，便可抵借住之资。
张昭华他们感恩戴德，有纸笔张昭华自然抄录地快，一天千余字对她来说不是问题，她的字迹端正秀丽，谬处也很少，寺里专门抄经的僧人看了也说很好。
但是佛经并不能让张昭华内心的火山平息，反而愈来愈有爆发的趋向——她每天要去应天府衙门跑两趟，上午是询问自己的案子，下午是打听张赓的案子。因为府衙官吏是上下午轮值的，这些天跑下来，几乎每个典吏都把她认熟了。
张赓的案子判决很快下来，万幸应天府办案确实算得上公正，给他定的罪名是“胁从”，是上级逼迫胁从，而不是主动科敛摊派；首恶伏诛，胁从罪减二等，籍没家产，判流放云南。
一想到粮长七八十岁的人了，去了云南恐怕就回还不了，张昭华心如刀割，恨不能以身代之。这也是她第一次发出了不甘的声音，为什么周王府可以随意鱼肉百姓，为什么官大一级就可以逼迫手下人替他办事，这一切的不公平，究竟是为什么！
终于有一日，她看到了中都皇觉寺编纂的新经一部，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经，而是对曾经在那里出家过的皇上的歌功颂德的书。她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不下十遍，她看到皇帝小时候，见了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十分痛恶，当了皇帝之后就严格对待官吏，给他们最微薄的俸禄，给他们最少的假期，却让他们干最重的活，带着枷锁审案子，一不留心就杀一批不合心意的，而且刑罚还特别残酷，车裂，五马分尸，剥皮填草，用这样恐怖的酷刑每年处死数万官员，杀鸡宰羊一般大刀阔斧的处理官僚集团。
为什么朱元璋能这样——因为他处在权力的中心；他就是权力，有着合法合理名正言顺的生杀大权，谁也不能反抗。
同样的，为什么周王的二王子可以为非作歹肆意***因为他也在权力的阶级中。人的社会是有阶级的，而处在越上层的人，就越有对下层的生杀大权。
她们如今过着这样朝不保夕的生活，无非是因为身在最底层，没有反抗的权力。所以说自古都要生男儿，生女的就没有用处！有多少好男儿，被逼迫地没有办法了，自然发愤起来，最幸运的是有发愤的途径——读书的做官去了，习武的立功沙场去了，就像当今皇帝，扯了大旗直接造反了！摇身一变回来，就不再是底层的人家，不再被人剥削凌虐，而是反去剥削别人了。
为人剥削和剥削别人，虽然后一条张昭华很不齿，但是让她选的话，她自然毫不犹豫要选后一条。
只恨自己不是男儿！这一条在现代看不出来，在这个时候就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天堑，让张昭华仰天长叹，不能建功立业，不能殿选授官，不能有机会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女檀越，当心——”旁边一个肥头大耳的僧人提醒道：“你的经书要烧着了。”
张昭华如梦初醒，低头一看，书页果然险些蹭上了灯烛的火苗。
她在佛前又点了几盏长明灯，那个僧人就笑眯眯地看着她，张昭华看他笑容，也勉强扯了一个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