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北渡长江之后，真正使红军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将民党几十万大军甩在长江以南，摆脱了长征以来我军一直被围剿堵截的局面。
统帅凭借他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从容不迫地调动敌我双方的态势，四渡赤水更是神来之笔。
在后世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形容：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同样，统帅也把它引为人生之中最得意的一笔。
战士们休整的这一天，中央政冶局在一座小楼里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主要研究决定我军下一步的去向。
此时的统帅已经成竹在胸，中央红军长征的最终目的地在张城的暗中提示下已经非常明确。
张城手下的特战队员也发回了确认陕北有红军的消息，统帅心中对北上陕北其实已经有了清晰的谋划。
只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其他的同志，同志们大多是南方人，想要一步到位将他们带到荒芜、贫穷的陕北是极不现实的，也很难说服同志们服从自己的意志。
所以统帅只是抛出了他的第一步设想，他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我形势，指出川西南地区的敌人力量薄弱，而且这里地广人密，资源丰富，非常便于我军休整，在那儿可以建立临时苏维埃政府，得到兵员与物资上的补充。
大家对统帅的分析都十分认可，而且川西南离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更近了，只要北上就可以和四方面军会师，这对漂泊已久极度渴望拥有一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来说，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大家一致通过了统帅的建议。
会上还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就是派遣陈耘同志代表中国工农党中央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工农党的实际情况，并努力赢得共产国际对现任中国工农党中央领导的认可。
此时的中国工农党还远未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党，有许多中央的同志都是从苏联学习归来后迅速成为中央领导的。
他们还习惯于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没有共产国际的领导，他们感到非常的彷徨、不踏实。
而且，工农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更换了党中央的领导，剥夺了共产国际洋顾问的权力，这样重大的变故如果不能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将关系到现任的中央领导是否“合法”的问题。
尤其是如今的工农党中央内部，其实还有大批干部在苏派的影响下对苏联盲目崇拜、迷信。
他们对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召开的遵义会议的决议精神，始终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只是统帅一连串的胜绩才暂时压制了这些异音。
所以，现任党中央尽快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与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很容易造成两派分裂。
另外，党中央还将中央红军已经顺利北渡长江的消息通报了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以求将来能得到两军在军事上的配合、策应。
事实上，如今的红四方面军还是非常服从党中央的指挥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并打破民党军的“川陕会剿”计划，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决定集中4个军，在总指挥徐相前、政治委员陈昌昊指挥下，发起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自南部县城以北的上游，峡谷急流，险要难渡。
自广元至南部的西岸地区，由川省军阀邓锡侯第28军和田颂尧第29军共53个团防守；东岸地区除阆中城外，均为红军控制。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渡江作战。
第1梯队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方法，迅速渡江，歼敌一部，并向敌两翼和纵深发展；第2梯队亦渡江，加入战斗。
至4月3日，攻占阆中、剑阁、南部、昭化及剑门关，歼敌7个多团。
随后，红四方面军以第31军主力包围广元；以第30军一部进至青川、平武迟滞胡宗南部南下；以方面军主力向江油、梓潼地区进攻。
4月10日，红军包围江油，并攻占梓潼。
14日和15日，红军集中4个师，在江油以南地区，击溃援敌，歼敌4个团，并乘胜攻占中坝、彰明。
同时，红30军攻克青川、平武，红4军一部于21日攻克北川城，胜利结束此次战役。
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川北、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300里的广大苏区。
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11个师33个团，连同地方部队近十万人，吸引了几十万民党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月15日，中央红军成功渡过长江正深入川省腹地的消息，象和煦的春风一样，瞬间传遍了整个川省大地。
原本已经被红四方面军的嘉陵江战役震怖的达官贵人们雪上加霜，人心更加混乱，大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
大批达官贵人、富豪重商们纷纷逃离蜀都这个天府之国，前往魔都、香港的车票纷纷攀上高价，一时间变得洛阳纸贵。
全国都被震动，急得在重庆的常凯申连发三份电报严令刘湘，必须确保蜀都的安全，决不能让红军染指这个物华天宝、资源丰富的天府之国。
4月17日，中央红军分兵三路，向川西南挺进。
少纵回归中央主力序列，仍然担任保卫中央纵队的重任，直走中路，沿着沱江西岸，向着乐山、雅安方向进军。
少纵以李云龙的一师为先头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