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传统的印刷方式制约了出版规模，那时人们也不甚讲究版权概念。诚然，经济利益受损害的书坊主对盗版会深恶痛疾，但这一般并不被视为恶行，它在法律上更未被禁止。有的作者认为，作品被翻版正说明自己的才华受到众人赏识，他们甚至对这种扩大作品影响之举心存感激。在进入近代后的很长时间里，情形依然如此。道光年间，梁恭辰著成《劝戒近录》，他在《序》中写道，辛苦著成后，“尤不愿人束之高阁”，于是便自费刻印，“分送远近”。梁恭辰并无牟利算计，而只是怕读者不多，传播不广。后来他得到书被盗版的消息，认为是值得高兴的好事，而将它写入《劝戒续录》的《序》中：“不数月，而吴门遂有翻刻袖珍本出。”那本《劝戒续录》行世不久也被人翻刻，梁恭辰在《劝戒三录》的《序》中又郑重记载：“岭西亦已有翻本。”梁恭辰接连著录书被翻刻事，意在证明大家都欣赏自己的著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远哉”。叙述时所用“不胫而走”四字，很能显示他的沾沾自喜。在道光年间，像梁恭辰这样的注重名声而忽略金钱的士大夫还不少，其实就是到了光绪年间，仍有些人专意于创作或翻译，脑中根本没有权益保护的概念。林纾与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借以抒发丧妻之痛，译成后也只是自费刻印一些送同人欣赏而已。当昌言报馆向他收购版权时，林纾大为惶恐，担心收下钱会妨碍自己的名声。昌言报馆根据林纾的要求在报上刊载广告：“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板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志谢忱。”①后来林纾小说翻译得多了，对出版界情况也渐了解，受环境影响的他开始注意保护自己的版权，对稿酬的要求也毫不客气，不过这已是光绪末年的事了。
近代的版权观念是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传入中国，因为它导致了印刷规模的骤然扩增，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比以往不知要大多少倍。到了光绪二十年左右，上海地区基本完成了印刷业近代化的改造，但其他地区却仍暂时在传统印刷方式的掌控之下，人们的意识一仍其旧，有些人出版了书籍还是不反对乃至欢迎别人翻刻。光绪十六年(1890)，“文光楼主人”刊刻了《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其友“知非子”在《序》中写道，这位书坊主宣称“有乐意翻刻者，则幸甚，祈及早翻刻”，理由是“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倘若众人翻刻，“庶广传一世，岂非一大快事哉”。一位书坊主为了道德追求，难道愿意放弃应得的利润？这有可能是真心话，由此也可得知，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翻刻并非是应受道德谴责，更别说法律追究的行径。其实，《小五义》一旦售行于世，别人是否翻刻已经完全不由“文光楼主人”所能控制。声明不许翻刻、但翻刻本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刻者徒唤奈何几成通例。既然如此，还不如高调标榜为维护忠孝节义所作的贡献，同时原刻本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小五义》原刻本刷印了五千余部，这在当时可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所得利润也将颇为可观。
《小五义》果然被翻刻了，仅仅只过四个月，申报馆翻刻本就已行销于世，而且要使“文光楼主人”气塞的是，该本绝口不提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能无顾忌地隐去原刻者，前提自然是当地读者并不知情，而翻刻本行世后，文光楼本更是几无进入南方市场的可能。“文光楼主人”依据传统习惯，强调忠烈侠义等劝善惩恶内容，翻刻本遵循市场法则行事，注重迎合读者喜好，只宣传“事迹新奇，笔情天矫，空前绝后，生面别开”②。申报馆得意地宣称其印本“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③，可见收益相当丰厚。不久，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这次不再有欢迎翻刻之语，但尝到甜头的申报馆还是立即翻刻。十个月后，申报馆宣布《小五义》与《续小五义》业已售罄，再次翻刻，并减价销售：“兹又续印成书，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以飨阅者之心。”④两书均减一角五分，约是七折销售。减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只要灵形，就不难明白其用心。其时有多家翻刻，有的售价甚至高到每种八角，申报馆显然是想用低廉价格击垮竞争对手。翻刻诸家中，上海书局等采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善成堂等则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这固然是一场围绕《小五义》销售的竞争，同时也使人感受到新、旧印刷方式的竞争，而在版权观念未树立的当时，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盗版!这种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更何况当时申报馆已认定以新法出版小说是其重要财源之一，并有计划地添置设备以瞄准小说市场。上海地区其他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出版机构也不甘落后，传统的小说出版根本无法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新法击败传统的小说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证，是《野叟曝言》的出版遭遇。这部乾隆间的长篇小说首次由汇珍楼搜得秘本出版，售价每部六元，但当时并无注册版权的意识与法律环境，于是没多久《沪报》就在报上连载该书，不仅是新法印刷，而且运用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接着便是申报馆版的《野叟曝言》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