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都快好了，明天能去找喜儿玩儿了吧？”
苗青哭笑不得，“你这感冒还没好利落，就又想着出去疯玩儿啊？啥时候出去，顾医生说了算。”
“顾医生，我明天能好么？”看着充满希冀的眼神，顾莉雅丝毫不懂怜惜为何物。
“会好，但不能出去。这时候身体免疫能力不好，再吹风感冒了就严重了。”
“好吧。”被子里的小身板儿终于平静下来，又变身成了安静的乖乖女。
“那我们走了哦。”喜儿挥手再见。
苗青在前面带路，喜儿出门的时候，见到右手边的房间里有好几个大书架，里面满满当当全是书。
当时“破四旧”的氛围那么激烈，这么多书，高老爷子当时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喜儿回去的路上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想啥呢？”见喜儿的小脑瓜子一直低着，顾莉雅有些不习惯。
喜儿把自己心中的疑惑说给她听。
“要么是之前藏起来了，要么就是以前更多，这是烧剩下的。”回答简洁明了，却又让人不禁为之惋惜。
喜儿心里明白，第二个原因居多。
书不像金银器皿，可以挖坑藏起来，尤其是在城市，稍微有些动静，左邻右舍全部都能知道。
高会计家之前到底是有多少书啊？喜儿陷入了另外一个假设当中。
接下来的日子，忙碌而又喜庆的，因为离过年只有十天了。
阎庙的杂货店里面全是红彤彤的年画和对联。
喜儿为家人准备的棉衣也已经全部做好，就等着新年穿新衣了。
被大黑熊折磨后的被子，喜儿让金毛又拆了。
把棉花打蓬松后，给田爸田妈，还有哥哥一人做了一件大棉衣。
田妈是红格子长款收腰，田爸是藏青色立领中山装的款式，哥哥则是小短袄。
男孩子气血旺，跑来跑去很容易出汗，所以里面做成了夹袄。
热得时候，可以把里面的夹层取掉。
今年一家人在一起过年，盘了炕，一大家子也够住了。
实在不行，张逸那边也有足够的位置。
这不一大早，喜儿刚跑完步，在厨房准备一家人的早餐，顾莉雅兴匆匆的跑过来。
“喜儿，要杀年猪了！”
“我家又没猪，你激动个啥劲儿啊？”喜儿淡定的又往锅沿上贴了个饼子。
“村里有人杀，走，咱们瞅瞅去。”说完，也不顾灶里还有火，锅边还有饼，拉着喜儿就往外面跑，生怕去晚了人家猪已经杀完了。
出门也不过天微微亮，谁家杀猪这么早啊？喜儿无语极了。
“爷爷起床啦，锅里烙着饼子，我跟莉雅出去啦。”到门口忍不住嚎了一嗓子，惹得某人又开始笑话她管家婆。
一路上不断给喜儿科普农村养猪的知识，甚至鼓动喜儿开年也捉一只小猪来养，这样过年就可以杀猪有肉吃了。
按照th县的规定，全县各村的每户人家在一年之中，养大出栏的第一只猪必须以每斤毛重0.54的价格，卖给国家，由各地的供销社负责收购。
其实喜儿前世也听爷爷讲过农民卖猪的笑话，说是他把一只吃了30斤重猪食，撑得极饱的猪送到供销社的收购站过磅，有222斤。
收购员高声说：“除去猪食20斤，按毛重202结账……”结果正在此时，这只不争气的猪拉屎了，收购员马上改口：“除去猪屎两斤，按200斤结账，票子108块，外加三十斤肉票。”
几秒钟内少了1.08元，卖猪的农民一脸沮丧，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它晚一点屙也好，唉……”
卖猪以后，卖猪的农民可以在收购站杀猪的日子凭着30斤肉票，按照国家0.8元一斤的价格再去买肉。
可是单凭一户的力量，绝大多数的人家每年只能养大一只猪，按照规定卖给国家后，自己却不能按照传统的习俗杀猪过年了。
于是，有人想办法，在一年的刚开始卖掉一只猪，达到国家的规定。
待到这年的年底，家里又有一只猪长大了，就去大队申请杀猪过年。
至于第二年养大的猪则拖到第三年的年初再卖。
因为农民的调皮，钻了政策的空子，使得公社没有完成国家的生猪收购计划。
受了上级批评后，公社就要求各个大队加强管理，加大生猪收购工作的力度。
但大队基本上是能拖就拖，基层领导很清楚，农民的生活很艰苦，如果真正按照上面的规定每年收购一头猪，那么农民的传统习俗“杀猪过年”肯定也就不能实现。
一年到头，一点盼头也就没有了。
喜儿听着顾莉雅絮絮叨叨的讲着，脑子里却在不断交织记忆，这些农民提供的猪肉不仅要供给城里人吃，还大量出口，为中国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
这样才能换回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器材，所以一头头生猪贡献的力量也不可小看啊，它们可是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功臣。
村谚说：“牵牛要用绳，杀猪要用凳。”杀猪时，一定要用那种能坐两个人的长条凳。
等喜儿和顾莉雅赶过去的时候，村里帮忙的人正从猪栏把它赶出来。
杀猪佬的助手奋力提起猪的尾巴，使猪的后退离地，让它用不出力。杀猪佬则一手抓按住猪耳朵的根部，另一手抄住一只猪前脚，用力提起，将猪身与准备好的条凳垂直，搁在条凳上，再用麻绳把猪嘴堵住。
杀猪佬操起磨快的杀猪尖刀，从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