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军事历史>大国崛起1857>第八百一十五节 向贫富分化说不(1)

从1894年到190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一倍,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经济中积累的问题也非常多,尽管还没有步入衰退,但国际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震荡,这些问题就开始爆发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

五六年间,经济总量增长了一倍,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八十,数据看似不错,但人均这个词汇太具有欺骗性。

事实上,除了增加了两千多万城市中产之外,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尤其是乡村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只局限于谋生,生活水平跟十年前,甚至跟满勤时期相比,都没有明显的提高。

这跟日本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经济总量增加了六成,人均收入增长了四成,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反而比幕府时代更多了。

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民众,受益者除了少部分中产之外,经济增长的收益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成为了工商业原始积累。

客观来说,这是自然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就是自然规律。西方人马太总结出来强者恒强的规律,被称之为马太效应。中国人更早知道这个道理,老子说“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些年,朱敬伦的执政过程,始终都没有干涉经济自由,让民间自己博弈,这种博弈的过程,自然会出现优胜劣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

这公平吗?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或许很穷,但他接受能力强的人分的多的道理,认为别人挣钱多是人家本事大。有些人也许很富,但却为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而忧虑。更多的则是穷人对自己收入不满,富人则觉得理所应当。贫富越是分化,这种理解的分歧就越大,社会矛盾就越大。

这些年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一个方法是继续维持低效率的乡村共同体,不对农业征收税收,将更多的资源留在乡下,维持乡村社会运转,得到的结果是乡村保证了最广大人群的生存,并在社会危机期间,能够承受更多的城市人群返乡;另一个方法是,宣传和鼓励移民。脆弱的乡村自然经济,尽管有亲戚、同乡等关系构成的传统保障体系,但是自然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效率,仅仅能够为生,不可能有太多继续,抗风险的能力太差,每时每刻都有一些人,一些家庭遭遇变故之后破产。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是资助他们移民。

这两个方法很好的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活在英美体系中,在商业社会里,这种矛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历史上最接近解决这种矛盾的,是北欧等的福利社会,二战后推广到了德国和瑞士。

中国可以搞高福利制度吗?

这是一个专家学者争吵不休,讨论不完的话题。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搞不成,至少在发展阶段搞不成。理由很多,案例很详实。因为有的国家曾经搞过,失败了。

瑞典可以搞,瑞士可以搞,因为人家站在产业链的顶端,国民经济以高附加值为主。

澳大利亚可以搞,新西兰可以搞,阿拉柏国家可以搞,因为人家人口少,地大物博,光靠变卖矿产资源就能让国民维持高福利。

看起来中国一条都不具备。硬性推广的话,只会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拉美化,比如阿根廷那样,经济长期徘徊在中端,即上不去,也下不来,不温不火,十分僵化。

这些都很有道理,也可能变成现实。

但出于人情考虑,中国人就活该受穷吗,中国人就永远也无法享有富裕安康的生活吗。

从科学角度出发,也许是这样,因为本国的物质资源有限,平均下来,在任何一项中,可能都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中国就应该坚持自由经济模式,让社会,让民众自由博弈,让更有能力,又有效率的人占有更多的资源,从而让整个国家都更有效率。

但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以自然科学原理运行的,组成社会的是人,是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死的资源,工业和机器,人是会思考的,他们是能感受到不公的,他们可以接受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一部分自身利益,但用国家整体效率说服大家接受财富分配的不公,似乎只能让人感到那是富裕阶层的借口。

不止老百姓,就是朱敬伦,对这种各种专家提出的理论都异常的反感,这和农业时代,和士大夫向全民强势灌输的理念又有什么不同,士大夫可以让商人接受商贾是贱业的逻辑,让商人自己都鄙视自己。那么在工商业时代,掌握话语权的强势工商业阶层的观念,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社会真的需要为了效率而无休止的牺牲公民权益,为了效率,而让强者恒强,让弱者被淘汰吗?

从感情上,朱敬伦不接受这些。从理性上,他也不接受这些。

因为他知道,那些在社会博弈中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傀儡,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惧,他们会抗争,会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力。

所以无论从感情上出发,还是从理性上出发,朱敬伦都知道,这个国家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无数次他想到夜读管子那一夜,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精英说,“以法治国,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则安”,这种富民思想,不管是出于美好的愿望,还是出于富民易治的逻辑,朱敬伦都打算试一试。

但他心中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


状态提示:第八百一十五节 向贫富分化说不(1)--第1页完,继续看下一页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