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诸侯国很清楚朝廷的阴谋,纷纷起兵,打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最后汉帝被迫不得不杀了晁错,平息诸侯国的愤怒。
晁错是死了,但是央王朝通过要求诸侯分割财富的办法,却慢慢推广开来。历代朝廷利用这种方法,不断的削弱民间的强大势力,始终让央王朝拥有绝对的力量。
到了明代,朱元璋做的更彻底,将这种原本用在诸侯和大宗族身的权术,向整个社会推广,在法律规定了,每一个男性子嗣都有权力平分家产,包括私生子也不例外,结果是大地主的土地根本无法传承下去,传承的越久,分割的越多,最后都变成了小块土地。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制度,这种对大家族土地的分割制度继续执行,因此很难出现土地兼并集现象。而宗族社会对抗这种法律的方式是,各个家族大量购买公产,将土地挂名在祠堂名下,作为祭祀产业,相当于把土地挂在某一个祖先名下,于是不用分割了。所以宗族力量强大的南方地区,乡间土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族公地。因此土改的时候,有些农学家认为江南不需要土改,认为江南并没有北方式的地主阶级,结果是政府还是收走了公堂土地,将宗族族长当地主打击了,至于那些农学家,一个个死的很惨。政府要收地最大的目的,本是要打散宗法社会制度,同时为工业化集资本。农学家看不到这一点,死的并不冤。
广東的宗法制度也是很强大的,大部分土地都集在宗族手里,不但是公地,即便私人持有的土地在出卖的时候,宗族也有权力干涉,约定俗成的传统是,土地应该优先转卖给同宗、同族、同村的亲戚,甚至在地契都必须申明,问过血亲无异议等字样,买主才能完成合法的交割,不问过同族卖出去的土地,都能给要回来。
之所以这么看重土地,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是宗法制度的根基,是宗族的基础。
一旦要动这些土地,宗族势必起来反抗,少不得要流血才能完成改革。
经过激烈的商讨之后,朱敬伦部分同意了赫德的改革方案,他批准赫德可以对商品化程度高的土地进行征税,这种土地往往收益也高,更容易接受征税,所以遇到的抵抗相对也会小。
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推行土地税制度,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把印度经济,打造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农业生产高度商品化,用来生产棉花的土地超过一千万英亩,种植烟草的有五六百万英亩,种植甘蔗的也超过六百万英亩,所以才较容易推行土地税。
日本能够大量收土地税的代价是多达几千次的农民暴动,光是从年,农民起义多达499次。明治政府对这些农民,进行了残酷镇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种代价朱敬伦不打算承担。
于是赫德只能在城市的商业用地、农村的桑园、茶园和甘蔗种植土地征税。
但这依然是一笔巨大的税收,因为大明桑蚕面积巨大,广東珠三角地区的桑蚕面积超过五百万亩,广西也发展到了两百万亩,每亩征收二两,高达一千多万大明两,茶园面积更是巨大,超过千万亩的茶园,每亩一两也有一千多万两。甘蔗则有三百多万两。城市商业用地则能承担更高的税率,征税高达三千万大明两。
光是土地税一项,大明增收了六千万两,大大提高的大明的征税能力。
但仅此还不足以让大明税收提高到英国六成的程度。
赫德还向特定人群征税。
较有特色的是,对蓄养小妾的富人征收纳妾税,对坚持女儿裹脚的父亲征收裹脚税,这两项税收朱敬伦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他历来反对裹脚和纳妾的恶习。
别说这两项税收也是相当丰厚,大明这些年出现了大批富豪,有能力纳妾的阶层,至少有百万人之多,政府登基的小妾数量高达四百多万人,赫德对此征收重税,每个小妾,每年必须缴纳十两银子。而裹脚的女子,数量则无法统计,因为很难一家家清查过去,裹脚属于保守的封建糟粕,而保守的家庭,女子是很少出门的,国女人的脚相当于西方女人的胸,传统化是一种**官,更是不可能让人查看。
所以暂时裹脚税收来的还不多,一人一年只需要缴纳五两银子,去年才征收到了五百万两银子,而大明女人裹脚的何止百万。
另外赫德还加征所得税,但遇到了裹脚税同样的问题,那是登基困难,大明百姓还没有习惯将收入存进银行,很多人更习惯持有现金,结果是无从统计百姓的收入,对亿人口进行收入普查,需要的行政资源又太大,让百姓主动申报,傻子才会报。只要有一个人偷逃这种税收,其他人会在“他都不交,我也不交”的公平心态下拒绝缴纳,一旦人多了,又会形成法不责众的心态,更没人肯交了,因此这项在英国最重要的税收项目,在大明基本推行不下去。
说到底还是因为英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土地是作为资产高度流动的,买卖土地跟买卖棉花一样,只是生意,而土地在国则带有浓厚的精神意义,土地往往无法跟金钱完全挂等号,因为有钱也很难买到想买的地。
农业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没有商业社会那么高,在商业社会不讲诚信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