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朱敬伦相信,王夫之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是深信的,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在骗人。这就是文化的巨大力量所在,他让在这个文化体系下的精英,也在按照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思考,这种文化是通过影响王夫之等人的世界观,来让王夫之他们提出了继续保护和维护这种文化的观点,或者是继续推动这种文化。
因此这跟王夫之个人的道德是完全无关的,因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文化,就是一种文人士大夫享有绝大的权力,而又尽可能承担小的责任的文化。
从这点上来看,优势阶层创造的文化,有意无意的在保护优势阶层,却又通过文化思想让其他阶层不自觉的接受和默认。
同样的现象还有很多,再比如中国的地方官员,本来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老百姓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可是偏偏在中国诞生出了息讼的思想,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有意无意的向其他阶层灌输一种打官司可耻的观念,而老百姓一旦不愿意打官司,其实就是给官员们减轻了负担,因此这种思想显然还是对优势的官僚集团有利的,而对小民是不利的,可数百上千年的灌输,让全民族都接受了这种观念。
甚至到了21世纪,一个人一旦惹上官司,都觉得是一件十分晦气的事情,哪怕他自己是有理的一方,哪怕他是正义的一方,他依然感觉到不舒服,暗叹倒霉。可实际上,打官司吗,难免的,很正常,可偏偏在过去的文化影响之下,老百姓就是觉得打官司不好。
显然西方资本文化的发展,已经到了让资本阶层享受最大的权力,而又承担最小的责任的时候了。资本阶层只需要付出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一点点金钱,就能将大部分的责任推卸掉,而往往他们的那些普通客户,却需要用他们的所有积蓄,甚至未来的希望,来跟他们合作。可以说在这种合作中,看似合理,实际上双方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但偏偏文化就让人们觉得,这是很公正的,很合理的,甚至是有法律保障的。
朱敬伦一路上胡思乱想,对股份制的看法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却不改他要推广这种制度的目的,推行股份制等于给资本家降低风险,风险让广大的平民,甚至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本来就是资本社会的特征,这是大势所趋,毕竟人类是要发展到商业社会的。
资本家的风险降低了,不需要承担诬陷的责任,那么就更加敢于大胆的投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股份制出现之后,资本家极为欢迎,股份制公司的数量连年激增,然后资本投资也大大增加,甚至出现各种不负责任的投资扩张,推动一轮又一轮的泡沫,经济危机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每隔几年就有大量的股份制公司破产,然后过几年又再次冒了出来,循环往复最终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这就是资本社会的特征,也被西方人宣传为现代性,尽管对此深有腹诽,可却还得推动他的到来,但是朱敬伦还是有些不甘心,难道不能对此进行改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