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会展，朱敬伦坐上法国人准备的华丽马车，直接回到法国人给他安排的住所，法国的杜伊勒里宫。
这个规格足够高了，首先这座皇宫从拿破仑时代起，就代替了凡尔赛宫成为皇宫，拿破仑一世对其进行了扩建，修建了骑兵凯旋门等建筑。
另外这里也是拿破仑三世的皇宫，尽管没有见面，俩人此时都住在一座宫殿之中。
但安排朱敬伦住在这里，也算正常，因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十年前访问法国的时候，也住在这座宫殿，当然对这种安排，总是会有人说三道四的，一些种族主义者认为东方的土著皇帝根本不能跟欧洲的君主相比，认为拿破仑三世让大明皇帝住进杜伊勒里宫简直就是在丢他祖先的脸，嗯，拿破仑也没什么显赫的祖先。
这些苛刻的评论，有的出自种族主义者的笔下，有的根本就是拿破仑三世的反对者们，后者不管拿破仑做什么，他们都会骂的，朱敬伦是被迁怒了。
这种场面朱敬伦见多了，完全没有感觉，这算什么啊，后世中国领导人出访的时候，西方一些组织雇佣的车队，就跟着中国领导的车队后面，打着各种抗议的旗帜，只要他们不冲击车队，谁会在乎他们？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领导出国，往往规格都很高的原因，一来是出于讨好中国，二来也是担心安全问题。
朱敬伦的房间外面，正对着一个巨大的广场，他此时没心欣赏美景，对着窗户愣了一下神之后，腹中就出现了一篇锦绣文章，然后拿过桌上的鹅毛笔挥毫起来。
等到陈启沅他们从世博会回来的时候，一片上万字的文章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这是我写的东西，就按我写的来发表，字虽然多了一些，但不要说省钱了，找最大，最正面的报纸。”
陈启沅拿过文章阅读，发现是朱敬伦细致的介绍大明的情况给西方人看，告诉他们大明国在中国地区的东南方向，国土面积分为三部分，总面积比法国略小，人口比法国多一千多万人。
领土北边为生产茶叶的福建，中间是生产生丝的广東，西部则是生产蔗糖的广西，三大地区全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交通十分便利。
这些介绍虽然不能说错，但总让陈启沅觉得别扭，福健是产茶叶不错，广東的生丝也不少，广西确实有人种甘蔗榨糖，但他总觉得缺了什么。
“启禀皇上，福健可不止产茶叶，广東也不止是生丝，这么写不是太局限了吧？”
陈启沅叹道，福健的特产多了去了，广東的茶叶也不少，如果让他来写，会把这些地方都描绘成鱼米之乡。
朱敬伦叹道：“我也知道佛山的铁锅一直卖到暹罗去呢，可洋人知道什么，他们眼里就只认识茶叶、丝绸和糖。这些东西他们常见，价格还算可以，是富裕人家才能享用的东西，一听我们大明产这些东西，这才能留下好印象。”
说着这些道理，朱敬伦也不由得心中感叹，明朝的时候，西方人还没有发展起来，那时候西方流行的中国人可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不管是商人还是传教士，凡是那个时代来到中国的，回去之后都会绘声绘色的跟朋友吹嘘中国的富庶。
这其中有真实的成分，当时的欧洲确实不如中国，当时的欧洲也没有下水道，没有长途输水管，也不讲个人卫生，英国皇室出行后的旅店里到处拉的都是粪便，相应的洋人当时能看到的无论是江南的水乡，还是广東的珠三角，都是相对富庶的鱼米之乡。
这其中当然也有夸张的成份。比如在北亰传教的汤若望等传教士，在回给罗马教廷的信中，一面褒奖中国，一面说中国人虽然不是上帝的信徒，但也不能算异教徒，他告诉西方说中国人是无信者，但却严格按照上帝的教义在行事，也就是说中国人不知道上帝，可是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上帝的教导。他们这些传教士，完全否认中国人有信仰，介绍儒教说这不是一种宗教，而对佛教这样的宗教，他们完全忽视了。
传教士这么说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国如果不好，中国人如果拥有强烈的信仰，他们担心教廷不会在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
可问题是，这些人传回去的信息，为什么普通人会相信，他们会认为中国真的那么好，普通人也就罢了，连伏尔泰这样的大哲学家也跟着起哄，足以证明当时的欧洲人真的是把中国当成天堂一般的地方。
显然中国既没有他们后来说的那么差，也没有中国热时期说的那么好，中国就是中国，不是天堂，真实存在，有穷人也有富人，有好人也有坏人，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可是在明朝时候，中国人在欧洲人心中就是天堂，不是因为他们听到传教士、商人的说教，不是他们看到马可波罗的游记，欧洲人不是傻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欧洲能看到的，从中国带到欧洲去的物件，基本上是这三样，一种是丝绸、一种是瓷器，最后还有茶叶。
这三种东西，在当时无一不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奢侈品，为了丝绸之路，东罗马帝国还跟波斯帝国爆发过战争。
那么当欧洲人天天看到的都是这种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也自然就会相信传教士们所说的，中国人吃着世界上最白的谷子（大米），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丝绸），吃饭、喝水都用的是精美的瓷器。
一想到中国人过的是这样的日子，欧洲人自然觉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