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英国人也是陷入了一种定势思维之中。
他们知道中国人并不懂得外交准则。
但是一份在西方人看来能够代表一千多万人的外交文件摆在面前，并且还会呈递英王，直接让他们蒙圈了，这份沉重的外交文件，让他们立刻带入了西方模式之中，因为跟他们的经常使用的方式实在是太相像了。
因此，他们一时都把中国人不懂西方外交准则的事情忘到了一边。
至于说中国人不懂西方的外交准则，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一套体系，那一套体系曾经在春秋战国时期慢慢形成，只可惜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就被秦国的一统天下所中断，之后中国不需要跟平等的友邦搞外交了，因此这套才萌芽出来的一套外交体系就定格在了那里，否则谁敢保证中国不会发展出一套自己成熟、理性的外交规范出来。
在西方历史上，一旦发生这种某个地区人民整体不认可中央政府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然后开始独自进行在法律上合法的外交行为后，紧接着一定会是声明自己独立，然后开始寻求其他国家的承认，比如从西班牙统治下脱离出来的荷兰，从荷兰分离出来的比利时，以及跟丹麦帝国分家的瑞典，甚至包括从英国独立出去的美国，都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
包括额尔金等人一时间完全陷入了思维定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地方人民不再认可中央王朝政令的合法性后，还会继续留在这个王朝中，接受这个王朝的统治，更难以理解该王朝还会认可地方人民的这种做法，这完全是不合西方政治外交逻辑啊。
当威妥玛郑重的将这份文件带回香港后，并且将朱敬伦说的，他们已经派代表去英国希望面呈英王的消息告诉额尔金等人后，他们就开始就他们认定即将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争论，那就是一旦广東宣布脱离清王朝后，他们怎么办？是支持，是承认，还是否认，然后对抗。
至于广東人会不会选择不脱离的情况，他们压根都没有考虑过，文件都出来了，都派代表去求见英王了，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他们都不用讨论，心中都认定，那些派去见英王的代表，肯定会当面提出他们将独立建国的事实，并且寻求英国的承认和支持。
威妥玛认为，如果广東脱离清王朝，对英国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借机扩大在广東的利益，但需要顾虑的是，如果英国承认了广東人民新建的政府，有可能会惹恼清王朝，对他们刚刚签订的条约产生不利。
包令则认为，就整个广東乃至整个中国来说，领导这次独立运动的朱敬伦（他们想当然认为朱敬伦在领导一次独立运动，事实上他们想的是对的），和他领导的新安政府，是最容易进行沟通和交流的。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包令认为为求长远的利益考虑，英国应该承认这个政府。但是包令建议，为了暂时不激怒清王朝，英国不立刻承认，至少不应该率先承认广東政府，而是等其他国家的态度明确之后再决定。
同时他建议，英国政府可以跟独立后的广東政府展开合作，就好像在印度做的那样，在跟莫卧儿帝国保持关系的同时，大力发展跟地方土邦王公的合作。他们在英国的行为方式，最终为他们赢得了整个印度。
哪怕朱敬伦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依然不知道因为自己一份文件的关系，让一帮子英国人展开了多么丰富的假设和联想。
事实上他在后世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加上尽管对西方外交制度很熟悉，但是骨子里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跟西方人完全一样的思考问题，这是文化根源决定的。
此时朱敬伦当然也不会坐等英国人的态度，外交就如同战场，主动权很重要，他不等英国人如何决定，已经率先出击了，他找到了赫德这个英国人，此时赫德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间人，起码赫德的身份在中英之间行动，绝对比朱敬伦直接跟威妥玛或者额尔金谈判，自由度要大一些，也能让双方多一些缓冲。
“赫德先生，找您来呢，是希望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希望您能利用您中英间的特殊背景，尽力维护双方的和平。您看到了，贵国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已经成功激怒了我国百姓，准确的说是广東核心地区的百姓的愤怒。大家已经在组建自由的军队，决定为捍卫自己的土地而战。”
赫德很清楚目前的处境，局势确实十分紧张和敏感，和平和秩序脆弱的如同一根丝线。
赫德跟威妥玛一样，都是功力十分深厚的中国通，但是此时赫德就没有产生广東人要独立的想法，因为他比威妥玛更了解中国人。
威妥玛是绝对的中国专家，放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顶尖的汉学研究学者，世界上第一套中文拼音，就是威妥玛编制出来的，称为威妥玛拼音，可以说在中国语言和文字领域中，威妥玛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流的专家。
可是威妥玛对中国的了解，跟赫德完全不再一个方向上，赫德了解的是中国人的思想。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别，是因为威妥玛编制拼音也好，编写字典也罢，他都是在用西方语言学来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他是以西方的世界观在解读中国，也许他比任何人解读的都好，可是他依然是用西方的观念在解读，好像走错了方向一样，尽管走的很快，走的很稳，却越走越远。
赫德不一样，他自身就没有多么专业的西方学术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