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元皓，单名一个丰字，冀州钜鹿人，与“大贤良师”张角算是同乡。他在冀州的地界上，可是声名不小。特别是此人在大汉官场的出身，不是比较常见的举“孝廉”，而是更加稀有的举“茂才”。
所谓“茂才”，又作“茂材”，是汉代的另一种察举常科。西汉时原作“秀才”，到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的讳，而改为茂才。
按照字面意思来说，“茂”者，美也。茂才者，有美才之人也，即天下间的优秀人才，非比等闲之辈。
比起明清时期通称“生员”的那种“秀才”，汉时的“茂才”身份，地位可是要高得多了。
汉朝选拔充任官员之人才的方法，是为察举。重要的岁举常科有两个，一个是孝廉，一个是茂材。两者相较，茂材无疑地位更高，更加为世人所重。
别的不说，单看孝廉主要由郡举，茂材则主要是由州举，其中的差异，就可见一斑。
在被察举的人才中，有不少是先被举为孝廉，复被察为茂材的。因茂才的位高，人数也就少了。像冀州这样的大州，一年所举之孝廉可达数十人。而茂材，依照汉家制度，一个州一年只能举一人。
就算加上三公、光禄勋、司隶以及位比公的将军每年之各举一人，总计每年整个帝国录用的茂才，也才不过才近二十人，尚不及每年所被举之孝廉的十分之一。
如果将孝廉与茂才两者进行一个对比，就相当于后世高考的“市第一”与“省状元”之间的差异。
由于人少位高，在任用上，茂材也就远比孝廉为重。孝廉多被拜为郎官，之后可能会被外放为县令、长。而茂材起家就是县令，个别茂材甚至起家就是二千石。
就像田丰此人。在被察举为茂才以后，先是被太尉征辟为属吏，接着就被天子任命为待御史。若不是田丰的性子太刚直，看不得宦官当政，前些年里愤而辞官回乡，说不定干到现在。他都有可能当上九卿一级的朝廷重臣。
自从数年前田丰辞官回乡以后，田丰一直都隐居在家中，谢绝了历任太守和冀州刺史的征辟。只是在“黄巾之乱”的时候，他才短暂出山，召集过郡中的豪杰，帮助官兵平定黄巾军。
这次若不是袁绍携着“诛杀宦官”的英雄光环。又身为袁氏嫡子和党人魁首双重身份，也未必就能够请得动田丰这位重量级的人物。
田丰对董卓这个不学无术的武夫执掌朝政，也是深为不满。治理国家的责任，何等重要，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大汉重臣。也未必能够做得好。董卓一介只懂得杀人的武夫，会有能力处理好那些国家大事？
对此，就算是杀了田丰，他也绝不相信。
可是，董卓执掌朝政，是被确定的事实。田丰一介白身，对此当然毫无办法。若是想要避免大汉社稷，在董卓这个武夫的手中衰弱下去，就必须有人能够抗衡董卓，将其从朝廷赶走。
环顾天下英杰。有名望、有能力、有实力在未来达成此等目的之人，能够被田丰看入眼的有力豪雄，便只有袁绍一人尔！
像田丰这等人杰，等闲不会投靠主公。可一旦有了主公，为了己方的大业，那必然是不顾困难，不惜己身，全力以赴。他得到新主公袁绍的委托，自是毫不推辞，立刻动身前往冀州治所邺城。
田丰对新任冀州牧韩馥。并不熟悉。但是，他对冀州如今的那些知名人士，却是了如指掌。在面见韩馥之前，田丰先将目前韩馥所信重的几位冀州名士，一个一个的拜访了一遍。
譬如韩馥所征辟的治中从事刘惠，别驾从事耿武、闵纯，骑都尉沮授等人，都是田丰的老相识。以田丰在冀州的名望，说服这些人，并不算难事。就连韩馥从家乡颍川带过来的同乡亲信郭图，田丰也送上了同为颍川名士的淳于琼写的信，对其进行游说。
所以，当田丰正式将袁绍写的起兵公文交给韩馥时，韩馥已经在暗里堕入田丰的谋划中，而不自知。无论是郭图，还是刘惠，亦或沮授等人，有田丰事先的拜访在前，要么对举兵之事表示赞同，要么至少也是不反对的。
特别是州牧府中的大名士，治中从事刘惠，在韩馥问计的时候，仗着自己人脉强，年资老，毫不客气的对韩馥说道：
“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
——兴兵是为了国家，大人怎么会问要帮助袁绍还是董卓呢？谁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帮助谁啊！
当然，没有人会认为，董卓这个武人执掌朝廷权柄，是有利于大汉帝国稳定的事情。所以，刘惠这句话里隐藏的潜台词，自然还是明显倾向于与袁绍一起举兵，反对董卓专权朝政。
只是，韩馥到底是在朝廷中任职多年的老臣子，对于中央朝廷的威严还是极为顾及的。纵然他手下的大吏们纷纷赞同对抗董卓，韩馥还是婉言拒绝了部下的提议。这时，刘惠察言观色，见火候差不多到了，这才正式提出一个看似折中的建议：
“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於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
——打仗是危险的事情，不可轻易的就去当出头鸟。现在应该看其他州的动向，有愿意先发动者，然后我们再响应。冀州对于他州来说是强州，所以就算他人有功，也不可能有在冀州之上的。
对于刘惠这个说法，韩馥勉强算是满意了。于是韩馥在给袁绍的回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