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过了多久，肖阳的神智才逐渐恢复了清醒。
没错，他就是那个揣着一把玩具枪冲进银行打劫一个吻的家伙。
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肖阳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音乐教师，一辈子循规蹈矩，平时的消遣就是上网听听音乐、玩玩游戏、看看影视剧和球赛，拜国内教育行业的大环境所赐，日常工作过于悠闲，就和幼师出身的妻子合开了一家琴行，又办了个才艺辅导班，他教琴，妻子教舞蹈，从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手里糊弄些零花钱，偶尔也炒炒股票，生活虽称不上豪阔，却也过得富足而充实。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自去年冬天时起，肖阳就时常感到头痛，到医院一检查，居然是恶性脑瘤晚期，最多只剩下三个月寿命，这人倒也想得开，既不想承受放疗、化疗的折磨，又不愿给父母、妻儿留下太重的负担，就私下立了一份遗嘱，从家人筹措来给自己做手术的钱里取了一小部分，偷偷到旅行社报名参加了这次北美七日游，甚至还效仿电影《遗愿清单》里的情节，把自己平时想做却不敢做、也没有时间去做的事列了一份清单，想要在临死之前将这些不乏恶趣味的构想一一化为现实。
抬起沉重的眼皮，首先进入肖阳眼帘的是雪白的天花板和一台老式吊扇，向左扭动脖颈，他看到了一支竖在地上的输液架，过去一点是一张钢管床，几个中年男女围在床前，正七嘴八舌地跟躺在床上的人说话，听起来像是南方口音，一时分辨不清是粤语还是闽南语，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男人站在床前，正在往手里的病历夹上写写划划。
“原来是被送进了医院。”肖阳暗自苦笑，“不知道是谁这么好心害我活受罪，也许是那些警察怕担上官司，难道他们不知道尽早离开这个世界才是对我最大的仁慈吗？”
胡思乱想了一阵，他又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
对于辗转换过好几家医院检查、治疗的肖阳来说，病房里的环境布置和消毒水的气味自然不会陌生，但令他感到不解的是，虽然病房里的各项设施包括病床、输液架、生命体征监控仪在内都是全新的，其样式和型号却很复古，输液用的吊瓶还是他年轻时见过的那种葡萄糖玻璃瓶子，再看簇拥在隔壁病床前的病患家属，从衣着到发型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样子，到处都透着一股怀旧气息。
被这种既陌生而又有些熟悉的气氛所困扰，肖阳视线略微回收，顺着透明的输液管子向下移动，落到了自己的左手背上，五指纤细修长，手背皮肤细腻，完全不像是一个中年人的手掌，略微握一下拳，又能感觉到虎口、指腹和掌心处结满了厚厚的老茧，更不是他这个和琴弦、键盘打惯了交道的人所应该有的。
这是怎么回事？
肖阳脑子里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了搞清身周围的环境，他扭了下脖子，转头看向房间右侧，后脑却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他本以为是癌痛发作，下意识地伸手去掏止痛药，才想起自己身上穿的是病患服，再仔细感受一下，又觉得这阵痛感似乎源于头皮表面，和之前早已习惯了的那种来自于大脑内部的针刺感截然不同。
听到他脱口而出的痛呼，旁边那位男医生走过来，先瞅了一眼悬挂在床头上方的监控仪，然后用白话问他：“怎么，头痛得厉害？”
肖阳是北方人，不过平时香港电影看得多了，简单一点的白话倒是听得懂，要说的话就有点吃力了，瞅瞅夹在医生左胸口袋处的胸卡，上面印着他的照片和职务：“dr.chow（周医生），创伤外科”，觉得今天这事处处透着诡异，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干脆挤了个略显勉强的笑容出来——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虽然不知身处何地，多笑一笑总不吃亏。
见他不肯回答问题，周医生想了想，从上衣口袋里抽出几张卡片递到他面前，上面画着一堆卡通娃娃脸，表情由笑到哭，颜色由浅至深，从代表愉悦的绿色到代表愤怒痛苦的红色，每张面孔下面还有一堆英文说明，他知道这是通用痛苦指数评估表，想了想，伸手在代表“轻微疼痛”的娃娃脸上指了指。
周医生点点头，又问了几个问题，看他只是微笑不答，也没深究，拿起夹在床尾的病历，在上面写了几笔，笑着朝肖阳点头致意了一下，自行走出病房，顺手带上了房门。
就在男医生询问他情况的同时，肖阳已经把房间里的布置瞅了个大概，这是一间双人病房，左侧墙壁上装着一扇落地窗，窗帘敞开着，能看到外面阳台上的花草盆栽，周医生离开时的房门位于房间右侧，门旁开有一个小隔间，看起来应该是间浴室或卫生间。
趁其他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邻床的病号身上，肖阳不动声色地抬腿下床，伸脚蹬上拖鞋，站起来摘下输液瓶，举着它走到隔间门口，就这么几步功夫，便能感觉出身体轻盈康健远胜昏睡之前，拉开门一看，里面果然是个带淋浴的卫生间，一侧的墙上贴着面半身浴镜，走进去朝镜子上一瞅，他就觉得耳朵里“嗡”的一下，好一阵头晕目眩，仿佛全身的血液瞬间都涌上了大脑一般。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肖阳强作镇定仔细看去，出现在镜子里的是一个眉目清秀、鼻挺唇薄的少年，自额头至后脑处缠着厚厚的绷带，看模样最多也就十六、七岁，脸色虽然苍白了些，却处处透着青春活力，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