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税对比盐税同样存在巨大的漏洞，以当前还在大明统治下的江淮江南十省为例，十省加在一起大约七千万人口，有近四亿亩良田。
十省因为都是气候温和之地，良田每年能收种两季，虽然有超过一半的地都是产量不高的贫瘠瘦地，但平均起来，每年亩产也有至少一石半以上，四亿亩也就是至少六亿石粮食，大明粮食的价格是一石粮食平均一两银子，当然，这个价格是太平时期的价格，当前天下大乱，特别是北方，连续干旱数年，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导致江南的粮食也跟着涨了不少。
不过，就算按照太平时期的粮价收银，按道理说每年六亿石粮食所能产生的税收应当极为可观的。
大明农税虽然是历朝历代最低，就算经过崇祯朝数次加税，也不过二十税一，按此计算的话，大明江南江淮十省，每年理应缴纳三千万石粮食的税，也就是三千万两银子，然去年的大明江淮江南十省的农税却只有六百万两，几乎只有五分之一。
当然，因为大明对一些士人宗室的免税政策，三千万两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全额收上来的，只不过为什么差距会那么大。
要知道，大明只有举人以上功名的才能称之为士人，朱慈烺查过，如今大明在册的拥有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只有堪堪两万人，至于宗室，崇祯初年的时候有大约二十万人，经过李自成张献忠等流民的肆虐，杀死了不少，剩下的几乎都逃到江南来了，如今在册的宗室人口大约是十五万。
也就是说大明士人加上宗室只有十七万人，难不成大明只有五分之一的田地掌握在普通百姓手中，而这十七万士人宗室就占了大明五分之四的田地？
事实还确实如此，这十七万士人宗室还真就占了大明超过五分之四的土地。
就以当年的福王为例，仅仅他一人就占了大明五万顷上等良田，这虽然有当年万历皇帝胡闹的原因，其他藩王远远没有福王那么多，可是这十几万人的大明宗室，真要算起来，也至少占了大明四百多万顷良田，还有那两万拥有举人以上功名的士人也占了两百多万顷，加起来是近七百万顷，大明一顷是五十亩。
不到百分之一的人竟然占了五分之四的田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荒谬的情况，实在是太难让人理解了，太不可想象了，可是真要理解起来，其实也不难让人理解了。
就以一个小镇为例，一个家里只有十亩良田的普通穷户，可是当有一天这个家里突然有一名子孙争气，考取到了举人的功名，按照大明的律法，从此这个举人直到他死之前，他名下的田产都是不用交税的，这立刻就有许多亲朋好友或是邻居，为了免于交税，自愿将自家的田地低价卖给这名举人，并跟这名举人签订租赁契约，成为这名举人名下的佃户，从此免于交税，甚至只是挂名的，每年只需要交少量的挂名钱给这名举人，当然，这个挂名钱必然是抵御大明所制定的田税。
宗室同样如此，因为不用交税的原因，他们每年都有大量余银剩余，这些钱几乎都用来兼并土地了。
一个小镇，原本有一万亩交税的良田，很可能就因为出了一个举人或者分封了一家在官府有名册的宗室子弟过来，这个小镇交税的良田就会在短短的时间内锐减一半甚至大半，这样的兼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就造成了当前仅仅只占大明江淮江南十省七千万人口当中百分之零点三的士人宗室却拥有大明五分之四的土地。
太过骇人了，朱慈烺简直无法容忍。
其实所谓的乡绅豪强，大多是这些人组成，他们靠着朝廷的免税政策，以及许多普通百姓的私心，极为便利的时刻兼并土地。
士人也就罢了，到底大部分都身居官府职务，在为朝廷做事，可是那些宗室，却是真真正正的寄生虫，由于身份的原因，他们不能从商，不能考科举，不能做工匠，甚至亲自动手种地也会被其他宗室嘲笑，他们没有任何一技之长，几乎是被朝廷当成猪来养的，每月只靠朝廷发放的禄米和封地名下的田产租税为生。
不算宗室自己兼并的土地，朝廷每年供养他们所花费的银两绝对超过一支同样数量的精锐大军，负担极为沉重。
不止是大明朝，每一个朝代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些乡绅豪强占有太多的资源了，就连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不敢随便得罪他们，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弄不好就会动摇朝廷统治的根基，再加上那些宗室们都是老朱家同一血脉的亲戚，不看僧面看佛面，就连崇祯时期最困难的时候，崇祯皇帝都不敢往这方面打主意。
做为后世而来的灵魂，朱慈烺并非纯正的老朱家的人，对于这群庞大的寄生虫一样的所谓亲戚毫无感觉，只不过，做为大明的皇帝，老朱家公认的老大，他不可能真个断了那十几万宗室的禄米，但他打算如普通百姓那般同样对他们进行抽税。
朱慈烺的农税改革，不外乎是免除朝廷对士人和宗室不用交税的特权，将他们完全纳入朝廷抽税的范围内，如此一来，不仅每年多出两千多万两的税银，还能从根源上断绝他们对土地兼并的便利。
同时，朱慈烺还打算强行限制土地租赁的价格。
大明当前的农税是二十税一，而地主租赁给佃户的土地常常达到二税一，甚至三税二的恐怖地步，这就导致地主购买土地后，土地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