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昭王极是通达谙事，立即在破落的蓟城修筑了一座华贵府邸，并在庭院用青铜打造了一座台阁，而后用仅存的全副王室仪仗隆重地请郭隗出山，入住黄金台，拜为国师。消息传开，列国士子油然想起了当年秦孝公于穷困衰弱之际真诚求贤的先例，不禁大是景仰，纷纷投奔燕国，一时成为风潮。其中最著名者，有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子孙乐毅、赵国的名士剧辛，齐国的稷下学宫令邹衍。乐毅拜亚卿，掌军政实权；剧辛拜上大夫，领政务民治；邹衍拜上卿，统领国政。
在秦武王张扬兵威的两三年里，燕昭王君臣同心协力在燕国力行变法，废除隶农旧制与老掉牙的井田制，推行平民皆有土的新田制；与此同时，乐毅招募丁壮、打造兵器，在短短两三年中训练成了一支五万多人的精锐新军；农田开垦，百工勤奋，商旅繁忙。渐渐地，古老的燕国如久旱逢甘霖，举国一片热气腾腾了。
所有这一切，白起都不知道。只是在北上途中不断听到草原牧民对燕国的惊叹，白起才敏锐地嗅出了一丝异常的味道。按照甘茂的说法：燕国子之曾与张仪事先有约，不会敌视秦国，只要来回路途不出事，迎接新君当无意外；最大的危险，是近几年醉心兵制变革的赵国与对秦国积怨极深的魏国。因为，回途不可能再耽搁一个月绕道九原，而必须经过赵魏，若两国阻拦，便会误了大事。之所以此行非白起莫属，正在于这两国很可能趁火打劫。白起原是低职将军，在邦交大事上自然以甘茂决断为主。但一路行来，白起却生出了一丝警觉：燕国大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甘茂判断可能有误。若果真如此，事情会大大地麻烦，燕国会不会轻易放走嬴稷母子就成了第一难题。若贸然公开进入蓟城，使燕国觉察了嬴稷母子的未来身份，便有可能适得其反，如何行动，须得打探清楚再做决断。
白起一路冷静思忖，选定了在这个既便于骑兵机动又十分隐蔽的于延水河谷扎营探察。他派出的三人，是新任千夫长王陵与两名生于燕国的北秦子弟。这个王陵也是北秦子弟，非但长相做派酷似匈奴骑士，更有一样长处：极是机警灵动，不识字却记性惊人，举凡山川河流人物，走过见过一遍永久不忘，口述再长的军令也是一字不差，被军中戏称为“鹰眼狐心”，也是秦军的后起之秀。派他去，白起完全放心。
王陵一走，白起军营一日一换扎营地点，但那柱狼烟却始终在第一扎营处笔直插天。军旅大事力求牢靠再牢靠，王陵记性再好，也必须给他一个可靠标志。这一日狼烟骤然消逝，附近树林中埋伏的秦军骑士立即飞马狼烟处，将王陵带回新营地。王陵一番备细叙说，白起才明白燕国果然发生了乾坤大变，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禀报前将军：我还见到了栎阳公主，知道了新君母子大略处境。”
白起恍然拍掌，只有脆捷的两个字：“快说!”
及至王陵一口气说完，白起更是沉默了。
在燕国天地翻覆的岁月里，各国的特使与人质大多是命蹇事乖。
由于子之在燕国非同寻常的权力膨胀，当时各国都深为不安。子之若“禅让”成功，天下王室权力的神圣性便会大为松动，会形成一种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可怕取代——才智杰出之士非但可位极人臣，而且可君临一国。虽然是大争之世，臣子据封地而逐渐取代原来的君主已经屡见不鲜，远的不说，近在眼前的便有韩赵魏三家分晋，齐国田氏取代姜氏。但是，那毕竟都是发生在春秋三百多年中的一个个过时潮流了。进入战国，根基远远不能与春秋新兴地主相比的布衣之士，凭超凡才能出将入相匡定乾坤者大有人在，但由权臣而君主，却还没有一个先例。假如子之“禅让”成功，将给战国君主提出一个极为重大的挑战。在这“烨烨雷电，不宁不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岁月，一顶顶王冠落地再也寻常不过，谁敢说这个强横凌厉的子之一定不会做君主？谁又敢说这个子之不会引发天下布衣之士的夺位潮流？天下各国对这个老弱燕国的局势格外关注，根本原因在此也。正因如此，连燕国八杆子都打不着的楚国，也派出了长住蓟城的特使，小小蓟城一时竟成为邦交使节的云集之地。
当时，最关注燕国局势的是秦齐赵三国。齐国是燕国东邻，既是燕国多年的靠山，又企图在燕国变化中牟取最大利益；赵国是燕国南邻，与燕国是纠结重重的老冤家；秦国基于连横破除六国合纵之需求，与燕国结盟最深，要用燕国来牵制齐国赵国。张仪谋划将栎阳公主远嫁燕易王，又不遗余力地稳定子之，归根结底，为的便是要燕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忠实盟邦。正是基于这种长远目光，在子之实际掌权之时，秦惠王反倒将自己最小的儿子派到燕国做了人质特使。这一决策是告诉燕国：不管燕国有何变化，秦国都会与燕国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