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临时办公的蒋介石，看到前线战局逆转，十分焦躁不安，便召见程潜和薛岳，询问他们对战局的看法。
薛岳说：“尽管两次围歼计划都没有实现，但土肥原师团并没有摆脱包围。以兵力而言，我方仍占优势，只要我军阻止敌人增援得力，仍有希望将土肥原部歼灭。”
蒋介石颇欣赏薛岳的积极态度，转而问程潜：“颁云（程潜字），你看伯陵（薛岳字）的意见如何？”
程潜苦笑道：“我们均有一举歼敌的迫切愿望；但是，作战不仅要运筹帷幄，指挥有方，而且也要依靠下面将士用命。”
言外之意，有些将领贪生怕死，作战不力。
蒋介石激动地说：“娘希匹！今后还要杀几个败类，以振我黄埔精神！”
程潜感叹道：“一些黄埔将领养娇了，没有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更没有身先士卒、马革裹尸的决心。这决不是‘杀几个人’可以扭转的。”
蒋介石听了程潜这番话，皱着眉头十分不悦。
薛岳便说：“从这次作战情况来看，大多数将领还是十分努力的。个别将领已经受到惩办，足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所以此时增调兵力，围歼土肥原师团尚不失时机。”
蒋介石转而看着程潜，要再听听他的意见。
程潜说：“归德失守后，日军分兵两路，其中一路沿陇海路两侧西进，已不单是援救土肥原师团，似有进犯平汉线许昌、郑州一线之企图。伯陵所言我军兵力上的优势，无非是从数量而言，但一些部队的士气和装备，是不可乐观的，时值雨季，进攻，转移，都会很困难。伯陵的意见是很积极的，但要考虑实际和不利因素，我也承认大多数将领作战很努力，将士也英勇，但突破一点即可影响全局。这在前线两次计划中已经出现。我们谁也不能料定，在此后作战中，就不再出现第二个黄杰、第二个桂永清。在战事不利时，如果再出现某部作战不力的现象，就难于弥补了。”
薛岳感到程潜所言看得深远，于是说：“程长官老谋深算，我不再坚持己见了。”
蒋介石见两人意见统一了，就更加忧虑，便说：“如果挡不住日军进攻，日军即可近窥武汉，形势就更糟了。你们有什么办法阻止日军控制平汉线？”
程潜说：“现在我军疲惫，需要整休，所以战力难以阻止敌人。”
他沉吟片刻，试探地问：“据说，陈果夫早些时候有一建议，不知委员长考虑过没有？”
蒋介石说：“是的，我考虑过了，但我一直希望，还是以军事解决为好。我在考虑，是否值得以政略的牺牲换取战略的需要？”
程潜很想说：“你为政略的需要，牺牲战略已非一次了，时值今日，怎么又考虑起政略和战略的问题了呢？”但没说出口。
薛岳沉不住气，说：“失兵者，乃凶器也，为战略需要，不该有过多考虑，至于说舆论，部下认为，也是罪在一时，功在千秋。”
蒋介石点点头，说：“好，好，再等等吧！我回武汉召开一次军事会议，然后决定行动。总之，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后，立即将进攻武汉和广州提上日程。
5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上海得到情报，说日军可能分三路进攻武汉：“华北军出信阳南下，华中军出六安、安庆西进，海军溯江而上”。
28日，又得到情报，说日军在徐州作战结束后，“无休息整理意，海军业已发动轰击我沿江阵地。沪军部谓半个月内可抵汉”。
29日，又得天津方面（日本特务机关）情报，说“日本大本营决定集结重兵，进攻武汉，日军即将开始对武汉攻略之外线作战”。
蒋介石听到这些消息，心情更加焦虑不安。
1938年6月1日，日军攻陷睢县，迫近杞县、兰封，另一路日军由毫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迫近，逐步形成对中**队在开封、兰封之间的主力部队包围态势。蒋介石决定放弃对土肥原师团的围歼，命第32军派一部队守备开封，阻敌西进，并掩护主力部队绕向平汉路以西撤退。各部队撤至郑州及以南地区，程潜和薛岳前往观察，不免相对摇头叹息。
程潜说：“伯陵，看来这些部队若不经过一段时间休整、补充，继续强逼他们再去抗击武装到牙齿的日军，那真是拿他们去当炮灰，太残忍了！”
薛岳点点头说：“长官说得对，但大敌当前，我们总不能束手待擒啊！”
程潜说：“我想，还是把真实情况向委座报告，请他决断吧。”
薛岳略加思索说：“长官放心，现在军情紧急，不能再顾及委座是否高兴了。”
程潜点点头说：“好，既然所见略同，那我们就去向委座报告吧。”
其实对部队撤退时混乱，蒋介石已听过多次报告了。
蒋介石听了程潜、薛岳两人的报告，说道：“我知道，各部队需要休整，我们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部队，更重要的是远水不救近火，日军不会等我们将援军从别的战场调来后，再发动进攻。看来在短时间内，战局的颓势非战力所能挽回。其实，关于采取非常手段，亦非陈果夫一人提出建议，我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报告约有十多份。最近辞修还转来，炮兵第16团团长王若卿一份报告建议。非我无决断，总以为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能采用非常手段，我一直在等待有所转机，结果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