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东说：“同志们，我们要说的人口发展政策，正是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这就与经济发展有关，与有钱没钱有关。现在要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早就跟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几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越来越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也让不少父母感觉焦虑，这些因素的累加，让不少人感觉不敢生、生不起。”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优生优育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许多人心中，生而不养或生而不育还不如不生。二孩生好了，紧跟着幼托、教育、升学，甚至以后的结婚生子，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区区几听奶粉或者一点税收上的减免，根本就左右不了他们生或不生的选择。”
“这样看来，相关鼓励生育政策的制定，还是要多听听民众的呼声，一方面要解决生的问题，同时也要在养，尤其是育上多下下功夫。与生育率伴生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问题，这都需要决策部门通盘考虑，未雨绸缪，从实处着手，减轻生育二孩者的后顾之忧。”
“在高企的房价、水涨船高的养育成本面前，政策给予的补贴、扶持显然是杯水车薪，很难撬动民众生育二孩的意愿的。再说，随着全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完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年轻一代中也日益淡薄和漠视，不从保障家庭幸福角度去保障二胎家庭的生育之忧，零星的政策补助所能起到的促生作用必然是寥寥的。”
“从现实上看，住房、教育、医疗显然是挡在适龄家庭二孩生育面前的三座大山。鼓励民众二胎，政策释放善意，其良善初衷不容置疑，但打蛇打七寸、好钢用在刀刃上，还需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从适龄家庭不敢生、生不起的源头上予以精准施策、综合治理，方能从根本上解除他们养育二胎后顾之忧，也能全面促进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鼓励生育远比限制生育复杂。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开放，社会主要的生育焦虑已从过去的能不能生转变为要不要生。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孩，再到像一些地方明确提出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表明生育政策的转型和开放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朗。生育政策顺应社会人口发展形势是很有必要的。各地普遍延长产假，个别地方开始对二孩家庭实施直接补贴和奖励，意味着鼓励生育政策在地方层面已经迈入实质性阶段。”
“我们的公共部门能够直面低生育率的现实，并愿意采取积极行动进行干预，这是好事。不过，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远不只是直接补贴这么简单。主要表现为生育成本急剧提升，导致生不起不敢生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情绪，其中包括房价、教育、医疗负担以及相应的女性权益保障不足等。因此，有效、健全的鼓励生育政策，必定要全方位切中社会的主要生育焦虑和压力根源，也应该是综合性的、系统性的。”
稍作停顿，徐浩东继续说：“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推荐你们去潭浦村参观，是有特别用意的。那里有一不少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其中有一条你们一定眼熟：独生子女好，国家帮养老。这不只是口号，这也是标语，更是政策。我想说的是，关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是我们政府的责任，不能完全推给社会。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政府不能耍流氓，政策不能耍流氓。”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要想推行积极的人口政策，必须由政府带头。真金白银的带头，口号没有用，标语过时了，生孩子只给点奶粉钱，就以为能促进生育，那是非常幼稚的。积极的人口政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这其中，政府责无旁贷。”
“于是，这就需要我们转变发展的思路。政府不能负债运营，要尽快的将政府债务减少及致消灭。我想你们也看到了，我们云岭市的人口政策，取决于政府不负债，所以才能用一半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让老百姓既生得起，又养得起育得起。”
“其实，要想推行积极的人口政策，任何一个政府都是能做得到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思路。一方面，搬掉住房、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不要一边说房住不炒，一边还在制造地王，各级政府都该立下军令状，争取在十年房价不涨或略微下降。教育应该去除产业化的观念，让其回归本位。医疗也不应该交给市场，而是由政府严管，确保其微利的公益的本位。”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要切切实实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在这方面，我算过一笔账，我不知道对不对，现在我拿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我的这本帐，就是以一个人为标本，以现在为基准，推算一个人一生所需的消费。”
“一个人出生之前，他的父母需要结婚，他的母亲从怀孕到分娩，以两年为期，平均需要五万元。一个人六岁以前，平均需要十五万元，小学六年，平均需要十五万元，初中高中六年，平均需要二十万元，大学四年，平均需要二十万元。”
“我们继续计算，一个人工作到退休，工龄预计三十五年，他每年消费平均三万元，总计一百零五万元。还有，一个人从退休到去世，预计年限为十六年，以每年两点五万元为准，约需四十万元。”
“综上所述，一个人的一生，从开始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