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友点了支烟，那本书他是看过的，印象很深。但陶唐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一个国企老总给市长上宏观经济课？还是农村问题？
陶唐继续讲。“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种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出现了全面的产能过剩，国企亏损面很大，银行业不良贷款达到两位数，所以当时的总理主导了银行业一系列的不良贷款剥离。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是那时候陆续成立的，接过了银行的坏账，同时引入外资改造我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对国企呢，抓大放小，实施大规模下岗分流，拼命给国企甩包袱。在其他方面，我指的是全社会范围，医疗、教育全面产业化，而且，在98年取消了住房分配制度，财政上实施了分税制，拉开了地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大幕……代价呢？城市，尤其是国企的工人，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终于说到正题了。周鸿友想。
“现在又过了十几年了，以加入o为标志，又红火了十年吧。有没有又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感觉？产能再次全面过剩，银行坏账再次升高，房地产，我知道你最关心这个，房子不好卖了，看看平泉有多少半截子楼盘？”
周鸿友默然。他不能否认陶唐所讲。但在心里讥笑，混到这个地步了，竟然如此幼稚吗？你以为政府不明白你说的问题吗？
“回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史，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经济好转的时候，国进民退；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政府甩包袱，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你太过激了……”
“是不是事实，可以讨论。我说的再过激些吧，如果遵从市场规律，或许有的地方政府根本就存在不下去。因为政府的很多职能是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才有了存在的价值。换个角度看，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他们的行为就有了高度的一致性。政府官员本来就不是商人，他们讲政治，思想高度统一，所以，重复建设就成为了必然，这也是任何一个行业都逃不掉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再把视角放大些，你没发现各个城市越来越趋于雷同吗？所以，房地产必然走向过剩。你不要看现在还算红火，但它毕竟要受到市场的制约。不信吗？现在的情况是你们这些地方政府的首脑成了当地最大的公司的老总，但是你既不能印钞票，也不能发债券，更没有定税的权力，土地就成为唯一的工具。竞相压低土地成本进行招商引资，最后势必要把土地成本都集中到房地产上来。政府亲力亲为的投资活动，导致财富向少数人群集中的同时，高房价却要大量中低收入的人来承担。而地方主政官员由于任期有限，多数人是不会考虑地方的长远利益的，而是看重自己在任期内的考核指标，用一个或数个大项目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和税收，当期的数字当然会很好看。至于债务、环境破坏、社会矛盾等，都是由后任来背，谁管那么远？这一点，跟国企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我在燕京总部是和集团的领导们谈，几乎所有的企业对于投资上项目都举双手欢迎，尚找不到拒绝者。大家几乎都不去考虑投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企业的债务问题，反正企业是国家的，就算资不抵债也没什么了不起，实在不行就搞政策性破产，甩掉债务换个牌子继续干就是了，说不定还是政绩呢。但站在国资委的角度，这样行吗？”
周鸿友愕然。
“所以我认为，平泉新城规划根本就是错误的。受益的可能是一些从事房地产的企业，成本却要全市来背。与其搞新城建设，不如咬牙搞棚户区改造，还有大量的关乎民生的基础建设……你摊子铺的越大，包袱就越重，将来的问题就越多。”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你不知道新城建设的起因，并不全是平泉方面的推动……”
“我听说了。是北阳的几所大学搬迁引起的，对吧？平泉的问题如果存在，套用到北阳头上一样适用。鸿友，陆书记对你的评价相当不错，本来我不该这样翻嘴弄舌，谁让我们也是同学呢？有时候我就想啊，如果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办，其实很简单，根本就没那么复杂。就拿红星说吧，一方面，红星的困难被人为夸大了，另一方面，一些出血点又视而不见。我不过是做了几件谁都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都快被你们吹破天了，岂不好笑？”
陶唐故意把和陆耀祖谈话的部分内容透露给了周鸿友。
周鸿友果然高兴起来，正要说话，敲门声响起，张爱英在外面叫道，“陶总，请您和客人下去用餐。”
“好，我们马上下去。”陶唐站起身来，“走吧，吃饭去！你想喝什么酒？今天我请客，绝对满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