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歪嘴和尚念邪经倒也是容易理解，可是这等理由却显然说服不了孙新，只听他问：“可是……这手下人所作所为，蔡京岂能不担了干系？”
黄杰便也笑道：“二兄应当还记得，当初咱们论说那花石纲时，可是说过如今赵官家用下的每一块花石，可都是使了钱合买的。你看，当初杨宗保破家丧了老父和妻儿，说是因花石而起，可实际上还是因为那应奉局的差役制使见他家桂树好看，便起意用皇封敲诈，而后见他娘子貌美，又想要用强行奸。还有那王庆做反，说起因是卧牛石，可实际还不是因昔年旧事寻仇罢了。所以，俺们定下计策，竖起天道盟大旗，劫了花石纲，插了旗后，可不是唬得各地征集花石的官差纷纷收手安生了好一段日子。如今回头想想，此事根由清晰，将花石纲的罪责全怪在赵官家头上，只怕偏颇了。”
话说这大宋的税赋之事，看起来貌似坏就坏在蔡京这等大臣乱来，可根子却还是在赵官家身上。当初赵匡胤这厮弄出个“杯酒释兵权”，用的口号便是：“为官****担惊受怕，不若回乡多置良田美宅，从此夜夜笙歌颐养天年。”
而大宋朝立国之后采取的土地政策又是“不抑兼并”何“田制不立”，更实行的是官田征租，民田纳税的法律，也就是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构成了偏斜。
北宋早期耕恳土地分民田和官田两大类：其中官僚、地主、商人的私有土地以及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的很少一部分土地属于民田；政府的屯田、官庄的土地属封建国家所有，主要属于官田。
而北宋的农业税收也沿袭了许多唐末五代乱世的征收名目，琐碎繁多，大致可分为正税与附加税两类，田税和丁税两方面。首先就是沿袭了唐代中期杨炎所创立的田赋制度“两税法”，面向全部主户亦即所谓“有常产”的“税户”征收土地税，分夏秋两次。宋初一般按照亩收一斗的定额课取谷物。但部分地区仍依十国时的旧制，每亩每年纳税三斗，这是宋朝政府征收农民的正税。
两税之外，又还有有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的附加税。如丁口之赋以身丁为主要对象征收，沿用了历代的人头税，不管有无土地，全需交纳。杂变之赋（又名沿纳）内容很多，牛皮、盐、曲（酿酒所用）等税收都在范围。到了宋仁宗时规定这两种税收都必须随同两税输纳。
还有盐酒茶铁专榷不提，甚至就算家有耕牛也会被摊上税赋。因牛皮是古代制造兵甲的重要材料，牛筋、牛角是重要战略物资。五代时期兵连祸结，战火不息，各朝都严禁民间私自买卖牛皮等物品。耕牛死后，皮和筋骨都要全部交给官府，而官府付给很少的钱。后唐明宗时只给农民一点盐充作牛皮款，再后来，收了牛皮也不给钱。最后规定制度，牛皮牛筋等都要上缴。对无牛皮者也要收牛皮税。后周时，规定牛皮税按田亩摊派，将牛皮税也弄成了田赋附加税，整个南北宋一直沿用下来。
甚至，那铁榷当中更是将工业生产所需的农具也分出专门的税种来，后唐明宗时，因官府经营的农具质次价贵，农民不愿使用，改为农民自制铁农具，官府征收农具税。依随夏秋两税交纳，逐渐成为田税附加税。以后历代开明君主都认识到农具税的明显不合理，也颁布过减免措施，因此宋初的农器也要纳税。以后时征时停。
此外，北宋政府还在绢帛与粮食产地采取“和买”与“和籴”政策。起初，依照绢帛与粮食所出多寡，朝廷分别派定征购数量，并付出一些代价，但后来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再后来。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粮米折成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和买”与“和籴”变成了税户的经常负担。
还有，朝廷依据繁多的名目可以课得大量赋税，交纳田赋时还沿用前代的“支移”和“折变”来盘剥农民。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强迫北方农民把秋税谷物送到沿边城镇去缴纳，人畜盘费全需自备。在没有支移任务的地区，农民也要按照田赋数量每斗缴纳“道里脚费”，也就是运输税财的路费。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的物资或现钱，而在此过程中，方便了官府从中百般渔利。
两税之外还有头子钱，北宋时凡是和官府往来发生银钱出纳事物，按一定比例要加收头子钱。头子钱本来是一种手续费，供征税官吏支用，也用于弥补仓耗，后来变为随田赋征收的额外税费。各地头子钱税率不一，且不断提高。宋朝的头子钱也不限于田赋缴纳时加收，凡与政府发生的收支行为都征收头子钱。
另外，各地还因地制宜弄出了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税种，如蚕盐钱，醋息钱，市例钱等等。除过依照土地征收的正税及附加税外，针对农民的还有徭役。宋朝的主户（拥有土地向政府缴纳两税的人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职役）。差役的负担十分沉重工，一些有权势的地主都要设法逃避，最后大都落到中、下户头上，他们一旦承担了主管官物，负责辇运的衙前等重役，往往倾家荡产。
而另一种杂徭（又称“夫役”），则几乎全部由贫苦农民来承担。
以上说了这么多，实际上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大宋朝廷在历代皇帝的光辉领导之下，绞尽脑汁收了如此多的税赋之后，除了拿来养官、养军，以及打了败仗（甚至是打了胜仗）之后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