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他舅侄这般演出，几个酸措大顿时傻了眼儿。虽然这帮人脑子有些迂腐，可还是听得懂人话的，这姚政一上来就先敲定他看过《中天竺行记》，然后又为黄大郎背书，说他前不久的确与人谈论过，再来就是这跟他谈论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苏澈苏阁老，最后更坐实了黄大郎在“腊日论”里所说的天竺灭佛之事的确是有其事。
接下来这舅侄俩还演出了双黄，也不去论内容对错，直接让黄大郎道歉，这就让酸措大们顿时下不了台。
当即便有同来的文士笑道：“姚主薄且息怒，令侄少年心性，仗义执言，且言之有物，并非大错。只是俺有一个疑问，这《中天竺行记》，虽然俺等私下也在各种杂记中见有提及，可如今便寻各地都不见善本，主薄竟曾在太学见过，可知这是为何？”
姚政闻言细细想了想，其实与苏澈谈论《中天竺行记》这事说起来倒还是真有，前些日子苏澈在黄州小住，等待黄大郎制作罐肉样品的期间每日里与姚政闲谈，当时他的确提过这次南游过黄州，一方面是到兄长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缅怀，一方面也是为了收集各种前朝文书善本。
这苏澈可不单单是苏轼的弟弟，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在这个时代至少也得有七八十层楼那么高。早在崇宁二年（1103）之前，他就著有长卷《栾城集》，这《栾城集》约有五十卷，后来还增补有《应诏集》十二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共九十六卷，不过后世仅存四十六卷。
除了《栾城集》外，还有《诗集卷》二十一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八卷、《老子解》两卷等。
然而，崇宁二年（1103年）苏辙从循州遇赦北返后，由于朝廷继续推行新法，旧党在政治上仍是受排挤和打击的。宋徽宗赵佶受奸人蛊惑（一说就是蔡京）下诏焚毁苏轼、苏辙等人文集的板片（印刷用的雕刻木板），因此他的《栾城集》也就成了**。
不过，当时被禁的《栾城集》仅仅是《前集》而已，这《后集》、《三集》及《应诏集》在当时尚未编成，而此次苏澈的江南之行，便是准备收集些古卷史料，用来补充他的《古史》和《栾城集·三集》。
所谓《栾城集》，则是历史上的三苏虽然发迹于四川眉山，但其祖上苏味道（苏味道，648年—705年，唐朝政治家、文学家，曾任宰相。）确是河北栾城人，因此将文集齐名《栾城集》盖有怀念故乡之意。
之所以苏澈和姚政提到《中天竺行记》，是因为王玄策当年是真牛逼，做下了“一人灭一国”的千古传奇，自然他的传奇故事成为了历代史家热衷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王玄策生于河南洛阳，与高僧玄奘还是同乡。
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年～661年）间，他曾三次出使印度，先是贞观十七年（641年）因北印度的玛卡达送使节来唐，王玄策以对其答札之副使节身份随团迎接。接着，翌年以正使的身份再度前往印度，而被卷入玛卡达国的王位篡夺事件，创造了“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战绩。
到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奉唐太宗之命第二次出使天竺。不料此时统治天竺众多诸侯小国的戒日王病逝，帝那伏帝国君阿祖那趁乱篡位僭立，并实行残酷的宗教迫害（也即灭佛），于是王玄策又再次演绎了“一人灭一国”的2.0版本。
直到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他还第三度被选为前往印度之使节，在各地访问之间，还曾前往摩河菩提寺参拜。关于这些印度旅行的事迹，他虽记录有《中天竺行记》一书，惟完本早已失却，只余下《法苑珠林》、《解迦方志》等散逸残篇。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法苑珠林》、《解迦方志》等散逸残篇留存了下来，可《中天竺行记》找不到完本了呢？
而且就是姚政在东京汴梁的太学里看过的《中天竺行记》也是只有第一次和第三次出使印度的记录，中间第二次出使印度的记载是残缺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姚政和苏澈都研究过，但他们的想法过于迂腐和正统，认为在唐朝人看来，这种去别国搞事的行为有些离经叛道，虽然是出奇制胜可算不得正道，因此当时的人耻于谈论。
还有就是王玄策的作为，对于当时的大唐地缘政治而言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首先，作为大唐帝国使者的王玄策，他出使印度所执行的任务实际上和汉朝的张骞类似。是为大唐帝国在当时强盛的吐蕃诸邦的背后寻找战略盟友，以牵制这个强大的对手。渭水之盟后，大唐将突厥当做首要大敌而放松了对吐蕃的控制，而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吐蕃却日渐强大。并在贞观十二年秋（638年），松赞干布率吐蕃大军攻击唐朝的松州，虽然唐军先遣部队在大江牛进达指挥下打败了吐蕃军，可也让大唐至于发现吐蕃有些尾大不掉，想弄他又一时半会弄不死，为了安抚还不得不白送一个公主（文成公主为宗室女，乃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所以当时的目的就是想到印度找个盟友，找机会在背后插吐蕃一刀。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大唐帝国的使者王玄策同学，在吐蕃人的帮助之下，攻击了这个本该合纵连横的对象。
尽管王玄策同学有充分的理由（使团被劫杀），并且在战术上可圈可点，“一人灭一国”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