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精于谋划的商业智慧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没有单独为范蠡作传，但在《越王勾践世家》中用了相当篇幅叙述范蠡的事迹，尤其对范蠡离越后精于谋划的商业智慧多有赞扬。从范蠡在经商治产实践中的商业智慧来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勤劳实干。“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31这说明范蠡在逃出越国后经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全家辛勤劳作，精打细算，父子“苦身戮力”，终于勤劳致富。存在决定意识。对于这段艰苦的创业经历，在范蠡及其家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如范蠡在评价其长子营救少弟不忍弃财而致少弟丧命的原因时说：“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因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二是注重富民。范蠡认为，君王的治政之道，在于强国富民，切忌奢侈腐败。“越王问范子曰：‘何执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执其中则昌，行奢侈则亡。……臣闻古之贤主、圣君，执中和而原其终始，即位安而万物定矣；不执其中和，不原其终始，即尊位倾，万物散。文、武之业，桀、纣之迹，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诸候，自灭至亡，渐渍乎滋味之费，没溺于声色之类，牵孿于珍怪贵重之器，故其邦空虚，困其士民，以为须臾之乐，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纣是也。身死邦亡，为天下笑。此谓行奢侈而亡也。”33离开越国后，在自己的经商实践中，范蠡不仅自己勤劳致富，也帮助周围的老百姓共同富裕。他在“致产数十万”之后，“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三是形成特色。经商治产，不仅要会“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还要善于利用地利条件，发挥地域的区位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在这方面，范蠡是非常成功的。从他“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的经历看，有人认为这是在从事盐的生产。35大量生产食盐，在当时应当是属于开发特色经济的范畴，而且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垄断性行业，否则不会那么快的就“致赀累巨万。”
四是讲究诚信。范蠡“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以及“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的行为，都是他“富而好行其德”的诚信表现。不仅如此，范蠡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还把诚信理念作为重要信条。“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这里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索隐》的解释是“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36由此可见，范蠡是深谙经商中讲究诚信之道的，中国传统商业中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正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
解读商圣范蠡
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奇人，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他的人生之路，经商之道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结合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我们解读了范蠡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他的人格精神。
春秋到战国的巨变
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果实明显增加。经济发展，社会变化，造成社会制度的不平衡。动荡、变革，贵族制向平民社会发展，传统制度如宗法制、世卿世禄、井田制、工商食官、学在官府在动摇，依附性减弱，社会活化。
春秋讲“尊王”，战国无人讲；春秋贵族“世卿世禄”制，战国开布衣卿相之局；“田里不鬻”变成土地可以买卖；从“工商食官”到私人商业、手工业出现；从“学在官府”到学问下移，新兴士阶层出现。春秋时代，生产力得到发展——铁器的产生，牛耕、水利事业、施肥的推广，青铜制造、手工业的发展。铁器是当时最实用的工具。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商人活跃，城市发展，商人的自由度提高，不限制在一个地方从商。
到了战国，变法与改革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变法与改革充满了曲折与反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各国相继建立，出现了地主制度经济和活跃的士阶层，社会结构出现新格局。
铁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得到新发展。战国是一个战争时代，兼并战争激烈，合纵连横，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科技取得新成就。
井田制的破坏使农民对自耕份地的占有关系加强，出